重婚行为民事法律后果之论析

重婚行为不仅逾越了国人固有的家庭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规制的无视和违反,还是对婚姻法立法基础的践踏,更是对受害人人身权益的严重侵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重婚问题民事法律后果的制度设计方面多有不足,致重婚行为不能被有效遏制、受害人的权益救济阻力重重甚至无从实现。基于对善意相对人法律保护的需要以及为了满足法律制度内在协调统一的要求,对重婚关系应采用当然无效的确认方式,取消重婚期间同居双方所得财产为共同共有的规定,通过构建夫妻共有财产的强制终止制度,促成对重婚关系中善意相对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确立,确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保障重婚者合法配偶的应有权利。     

论外出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性质及其解决对策

目前我国沿海城市出现了外出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问题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和原因,但这种行为在性质上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容易引发家庭纠纷和社会矛盾。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破除城乡一体化障碍,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处理矛盾纠纷,惩治破坏婚姻家庭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等多种途径,从法律上切实维护外出农民工的婚姻家庭权益,为实现外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法治保障。     

在温暖与忠诚之间挣扎的农民工＂临时夫妻＂

导读：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有超过1．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近期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数量可能超过10万人。走出家门到大城市挣钱养家,是中国亿万农民工的选择。但由于各种因素,很多外出农民工无法携带家眷,致使夫妻二人长期分居。背井离乡的孤独,夫妻分居的煎熬,让不少人为了寻求心理与生理上的慰藉,自愿与人结成“临时夫妻”,组建起“临时家庭”。游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折射出农民工群体艰辛的生存状态,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家庭破裂、违法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令人忧虑,亟待引起社会各界重视。本期“民生观察”,围绕这一话题集中刊发一组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流动中国的“临时夫妻”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由于种种社会制度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得不与家人长期分居两地。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农民工"临时夫妻"的现象,而一些新闻报道已经反映出该现象给家庭、社会造成了一些伤害,目前这一现象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因此,正确理解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了解该现象产生的历史脉络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现象的异同,以及厘清该现象产生的宏观背景和微观成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制治理

我国目前对弱势群体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是一大薄弱环节,使我国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犯,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愈演愈烈,因此,需要依法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试论重婚和重婚罪

自民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起在法律上不承认事实婚姻后，对事实上的重婚是否承认、如何惩处、怎样认定和处罚重婚罪，司法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的认识。本文认为，应正确界定重婚、重婚行为和重婚罪，严厉打击重婚罪犯，以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农民工“临时夫妻”原生态样本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脚妹”刘丽披露,在她身边一些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很常见。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刘丽的“身边”,也就是厦门。2013年5月,记者先后走访了厦门前埔、蔡塘、后埔、钟宅等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聚居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记者一提起“临时夫妻”4个字,“欲说还休”成了多数被访者的选择。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临时夫妻”的确存在,但其实也并非外界所热议的那么“泛滥”。在厦门,“临时夫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     

婚姻范畴的重新界定与重婚标准的检讨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两性关系规定为同居关系,不认为此种男女两性关系为婚姻,导致刑法和婚姻法对重婚标准的认定不一致,给司法审判活动带来严重混乱。究其原因,是对婚姻这一原始概念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只有回归婚姻的社会性,将婚姻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才能合理界定婚姻和重婚标准。是否构成婚姻关系,与法律的评价无关。只要同时存在两个婚姻关系,即构成重婚。     

论对事实重婚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事实上的重婚是指虽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却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事实上的重婚行为不应以重婚罪论处，这是由犯罪构成、刑法的效用、司法实践状况等因素决定的。对事实重婚的处理，除运用刑事制裁、行政制裁外，更应侧重于民事制裁，对受害方给予更多的物质补偿     

超龄农民工工伤时的权利保护

研究指出,我国目前出现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超龄化的现象,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对社会劳动保障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高龄农民工中的部分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由于年龄的问题,在工地上的事故中遭受伤害后,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全面保护。本文针对超龄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遭遇伤害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并从法理上做出了解释。这对于维护超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解读《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我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制定,为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它的颁布实施,将对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制度,约束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产生重要作用,使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农民工的境遇将得到显著改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和法律保障.     

重婚无效宣告的法律问题

重婚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包括事实上的重婚和法律上的重婚。事实上的重婚为当然无效的重婚,无须由法院宣告无效;而法律上的重婚须经法院宣告才能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发生婚姻效力。前婚的有效终止是法律上的重婚无效宣告的阻却事由,这种终止除了离婚、被宣告无效以及被撤销,还应包括配偶一方的死亡。     

试论有关重婚的几个问题

重婚是违法犯罪行为,一直为法律所禁止。现行婚姻法在原则、法律责任及救助措施等方面对重婚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体现了对重婚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同时又由于现行婚姻法对事实婚姻的不再承认,使得对重婚的理解出现歧义。本文就有关重婚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粗浅看法。     

农民工王子群:用笔精彩再现底层人的悲欢离合

正农民工王子群虽历经生活磨难,却在出租屋里笔耕不辍,倾情再现底层人的现状。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乡村守望的女人》《临时夫妻》和《门》,一经推出畅销火爆,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特别是长达21万字的《临时夫妻》一夜间红遍全国,缔造了网络小说"神话"。     

论重婚人之赠与权利限制——从一起第三者受赠遗产案谈起

重婚是一项刑事罪行,同时也是侵犯他人合法婚姻的民事侵权行为,重婚人不能因自己的违法行为受益。因此,法律应明确对重婚人因重婚行为而发生的赠与权利进行限制。     

事实婚姻与"重婚"关系之探讨--兼议民刑"重婚"之关系

重婚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而事实重婚的情形又往往为症结的所在,本文主要针对事实重婚的情形,运用我国民法关于事实婚姻的相关理论分析事实婚姻与重婚的关系,并将民法中的重婚与刑法中的重婚作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刑法中的重婚行为的认定要以民法中的重婚的界定为基础,并要考虑其自身特性。     

再论事实婚姻的性质

我国立法对于事实婚姻的定性一直都很模糊,这是因为民法学界未明确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别,民法中关于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基本原理和刑法中关于事实重婚的规定都表明事实婚姻的性质是无效婚姻。     

夫妻忠诚协议的价值判断与效力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传统的婚姻价值观观念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是持续走高的离婚率,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多的夫妻忠诚协议。面对这样一份协议,有的法院判之无效,有的法院判之有效,意见相左,令人困惑。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过程中对夫妻忠诚协议所持态度的转变,引发广泛争论。从价值层面来看,夫妻忠诚协议不仅能促进履行婚姻忠实义务、维护婚姻安全,对婚姻有增益作用,也未对婚姻自由造成干涉,且又能满足人性的需要,具有正当性;从法律效力来看,由于我国《婚姻法》并未禁止对除重婚、同居外的不忠事项进行意思自治,推定不出夫妻忠诚之事项须由"法定",故在具有正当性之基础上,夫妻忠诚协议可以对不忠事项及其具体的法律后果进行约定,其性质属于从订立起便生效的广义契约。对侵害无过错方之婚姻预期利益约定赔偿方式及数额是其必要约束手段,而非本来目的,故法律应该对其予以规制。     

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反思——以豫南A村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虽然助推了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安徽首位农民工代表刘丽提出的城市农民工打工潮下结成的“临时夫妻”是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本文对豫南A村外出务工人员“临时夫妻”现象进行实例调研,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夫妻财产协议之性质与效力——从我国四则司法判决的比较出发

我国《婚姻法》第19条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制的规定涵盖了夫妻财产协议。夫妻财产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该协议的生效仅仅在夫妻双方之间引起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一旦涉及到市场交易第三人且未对实质物权进行登记时,该协议的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物权法确定的物权变动是基本原则,婚姻法由于其特殊的家庭人身属性有特别的规范,夫妻财产协议发生的权属关系仅就夫妻内部关系而言,其对外效力仍需遵循物权法关于物的基本法律规范,方能稳定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