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琛与广东外交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1846年任广东布政使,二年擢巡抚,1852年10月署理两广总督兼负责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旋实授,直至1858年初被俘。道咸之际,两广总督衙门是清政府兼理对外事务的唯一机构,叶名琛主持广东外交达五年之久。 对于叶名琛广东外交的评价,薛福成借“时人”之口写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这番话,流传甚广,至今仍被认为是对叶名琛的真实写照和对其外交的权威评价。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     

《里斯本草约》与清政府的对葡交涉

中法战争的炮声刚刚沉寂,1887年,有关澳门地位的谈判就在里斯本拉开了帷幕。3个月后,一个新的不平等草约产生了,这就是《中葡里斯本草约》。尽管这是个草约,但签署的前后过程,却表露了清政府在没有炮舰威逼时,对外交涉事务的艰窘处境,揭示了西方列强对清政府采取联合外交的一些内幕,也反映了葡萄牙攫取澳门主权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     

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点与作用

蒙古王公的年班作为清朝对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为清朝统治者所重视。这项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参酌古制而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对蒙政策“宽严互济”、“恩威并施”的特点。蒙古王公的年班对稳定边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觖舌之音"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由近代中西语言接触看清廷观念的转变

19世纪的清政府在与西方接触过程中,对待语言的态度从藐视到被迫应对,再到建立京师同文馆,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由虚骄到务实观念转变的体现.从清朝旧制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结合清政府在对外交流中通事和传教士这两大媒介的情况,即可窥见清廷态度转变的过程及原因.     

试析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变化

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利用太平天国所引发的危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而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也根据局势的变化,对西方国家从战略方针、宗教政策、外交体制等方面作了大规模的调整和让步。     

清末外务部历史地位初探

清末外务部上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启中国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索。 1、主持重要交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外交机关。 总理衙门时期,地方大吏拥有相当一部分外交权力。尤其是北洋大臣,常在重要交涉活动中唱主角,使得作为中央外交机构的总理衙门名实不符。 外务部机构一建立,“班列六部之前”,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它成立后即把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抓在手里。从1902     

曾纪泽外交活动中的文化人格述论

自鸦片战争始,资本主义列强以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蒙上了屈辱的阴霾,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弱国无外交”成为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理论定势。然而,在清政府的外交官吏中,曾纪泽以自身的人格信念,胆魄识见、气度才华,与列强折冲樽俎,力挽危难情势,或护持疆土尺寸必争;或坚守主权刚硬不让,显示出一个中国外交官员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文化人格,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①一曾纪泽自1878年出任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使俄大臣,到1885年卸任,前后共计八年。这在他五十…     

论王韬“华夷观”的变化及其近代外交思想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突破封建文化羁绊而直接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自19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不断地呼吁清朝统治者不仅要在内政方面“兴利除弊”,而且要在外交领域来一次全面革新,对外交改革的关注是王韬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韬虽未做过外交官,但他一直以“熟谙外交”自居。他曾多次发表文章和上书当局阐述自己的外交主张和设想,并不时暗示当权者自己虽别无长才,唯于“外交一途”堪备“君国驰驱”。近代中国办     

论咸丰朝妥协派的形成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道光皇帝被迫允签了《南京条约》,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放弃。道光之子咸丰登极不久就宣布,“中外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本无外交之义”,显示出他严守旧制的态度。然而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清政府就一反惯例,实行了“借师助剿”。“借师助剿”表明清统治集团传统闭关观念和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清统治者是如何从“华夷之辨”转为“借师助剿”的?无疑是与咸丰时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妥协派有关。由于在妥协派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史学界尚未见完整的研究成果问世,故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19世纪后30年间,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美国则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反映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它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深刻影响。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使臣与俄国“汉学”家的接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屈辱性的后果,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勉强地修改它的“夷务”政策,从办事机构和交往方式两方面,作出若干有利于西方列强的调整。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8月),首次派员到“西洋各国游历”,都标志着“天朝”由“尊”到“卑”的实质性的转变。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开放态度,终算使封建帝国的闭塞性略为减轻。因此,清朝官员才有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带着不同的使命前往俄国,直接在当地与俄国“汉学”家结识和交往,并记下自已的见闻。     

清朝对甘肃地区的设治和经营

对清朝在甘肃的设治和经营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清朝在此主要实行土司制度,它是清政府处理边陲民族地区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的不断努力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试论晚清政府贫困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政府贫困化”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指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基本功能的履行。这里所讲的“晚清”,指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晚期清朝帝国。这个时期基本上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相重合。 C.E.布莱克在对现代化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原来分散执行的功能都逐步转到国家手中。随着功能的集中,政府的开支大增,相应地要求财政收入也有大的增长。我们考察了一些国家现代化早期的财政负担率(即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后发现,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如英、法、美等不低于6％,稍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如德、日等不低于10％,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中、韩等一般在20％以上。而晚清的财政负担率为2.4％,远远低于一般规律的要求。这种情况表明,晚清政府本来就是一个贫困化的政府,本来就无力履行现代化的功能。近代一系列其他因素(如对内对外战争、对外赔款、自然灾害、统治者的奢侈挥霍、关税主权的丧失等)又打击了晚清政府的财政,加剧了它的贫困化,进一步削弱了它领导现代化的能力。     

西方势力与清廷的改革(1861——1895)

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惊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资本主义的政经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清朝统治者节节败退,“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这一原则,实在是清廷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而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改革的出发点.西方推动清廷改革的目的在于为其扩大侵略铺平道路;而清廷进行改革,一方面,是被迫适应侵略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企图增强抵御侵略的实力.因此,每当西方势力对清廷的压力加大,清廷的改革便有所加紧,而当这一压力相对放松时,改革的速度便明显放慢.     

由贵阳教案试析清政府的羁縻外交

晚清的外交，从总体上来说是失败和屈辱的外交。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之下，似乎发现可以利用条约体系牵制列强，被迫采用了西方的关于主权和国际法的概念，来提高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在晚清的外交档案中，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