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因笃的文学成就

为了揭示清初李因笃的文学成就,采用文史结合、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其文学思想、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展开探讨.认为李因笃是清初宗唐派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汉诗学、杜诗学研究名家,是诗歌声韵学研究的先驱.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宗法杜甫,风格雄浑苍劲;散文师法泰汉,以策论文、传记文见长.他是清初著名诗人、诗学批评家、关中文坛领袖.     

关于李白诗的几点考证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被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应当说,把唐代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它是当之无愧。唐代诗人多,作品多,唐诗把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发展到了顶峰,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唐代众多诗人中,又出现了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尽管李白生前已经煊赫一时,杜甫在生前反而不大为一般人所重视,随着历史的推移,杜甫的名声愈来愈大,研究注释杜诗的人愈来愈多。从清代仇兆鳌以后,注释、考订、研究杜诗的工作日趋缜密,深入而广泛。反之,对李白诗的注释、考订、研究,却相     

关于李白诗的几点考证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被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应当说,把唐代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它是当之无愧.唐代诗人多,作品多,唐诗把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发展到了顶峰,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唐代众多诗人中,又出现了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尽管李白生前已经煊赫一时,杜甫在生前反而不大为一般人所重视,随着历史的推移,杜甫的名声愈来愈大,研究注释杜诗的人愈来愈多.从清代仇兆鳌以后,注释、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谁谓古今殊 异代可同调——庾信与杜甫关系新探

如何在文学形式高度发展之际弘扬屈骚汉魏传统,集六朝之大成的庾信直接启迪了唐代文学巨擘杜甫。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对庾、杜在人生遭际,创作胸襟,审美境界及诗歌表现手法上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追源溯流后出转精--评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地位早为学术界公认 ,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因为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胸襟和胆识 ,这在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六朝是中国古代诗歌长足发展的时期 ,六朝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美的不懈追求直接育成了近体诗。但是 ,六朝诗歌也因其冶华而饱受诋毁。初盛唐诗歌的繁荣 ,离不开对六朝的借鉴 ,但“四杰”、陈子昂 ,甚至是李白却因为变革诗风的主观认识而对六朝文学大加贬斥。真正理性、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六朝文学应该是从杜甫开始的 ,在对六朝文学的一片骂倒声中 ,杜甫对六朝的主要诗人却多所…     

论杜诗中稀见节令之文化内涵

杜诗是一部诗史也是一部文化史,不但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历来为人所推崇、赞誉。在文化拯救和传播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甫的节令诗歌,记载了很多唐代的本色的文化,特别是他的一些稀见节令诗歌,对我国传统节气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杜诗注释史通说

着眼于杜诗注释的历史,讨论了杜诗注释的格局和发展走向,将杜诗注释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段落,即杜甫诗集基本面貌的形成为第一阶段,杜集注释本逐渐发展为对多家注本的整合形成集注本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调个人见解、充分抒发个人观点的注本的繁荣,第四阶段是全方位关注杜诗的解读、传播而形成杜诗学。同时指出杜诗注释的九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如从诗集编注演化为文学批评,从编纂全集校注本转移到选集选注本,由编制年谱、小传发展为诗人评传,对诗人和诗歌的研究逐渐转向收集资料和编纂综合工具书,由单独研究延伸到比较研究,从文学的领域扩展到语言学领域,还有从杜诗本体研究转向对注家注本的研究、从学术研究拓展到艺术表演,等等。     

唐代道教文学史刍议

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在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道教学研究成果方面仍待加强。唐代首次形成遍布全国的道观网络,多部道经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成为全民熟读的典籍。唐代形成了一套融合所有道教传统的科仪经系以及相应的道经位阶体系,这决定了唐代道教文学独特的知识谱系。六朝时期不同经派背景的仙真被整编到唐代道教仙山地理系统之内,仙山地理的相关道教文献是唐代道教文学尚待开拓的领域。     

元稹的诗歌批评

元稹的诗歌批评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二是围绕着杜甫诗的评论。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他一方面理智地强调讽谕诗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深喜爱那些抒写日常情景的古诗和律诗。元稹对杜诗十分推崇,围绕对杜诗的评论,他还对汉魏六朝诗作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人作了比较,其提出的李杜优劣论(扬杜抑李),对后世颇有影响。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王运熙教授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研究

从东汉后期开始,经晋魏南北朝迄于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阶段。这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进程极为引人入胜,而文学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观念形态,亦由此日益摆脱它对历史哲学著作的依附,进入了一个更加具有其自觉意识的时代。汉魏六朝到唐代文学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出特有的风貌,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长时期来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十分注视的领域。但是严格地说,把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这份遗产拿来进行一种比较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还是近世的事情。特别是要到“五四”以后,这项工作才真正走上科学的轨道。象梁启超、鲁迅、黄侃、刘师培、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现代学者,他们对于这段文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有创辟性的功劳。此外,还有一大批后起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们继承和发扬先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唐代科举制度在唐诗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唐代诗歌的发展,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风格等都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唐代高度发达的科举制度也对唐朝诗歌有着极大的影响。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六朝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相对于六朝诗歌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六朝辞赋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最近,获悉王琳先生所著《六朝辞赋史》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觅之通读一过,深深感到此书堪称近年六朝文学研究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这部专著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描述了六...     

中国短篇小说源流初探

唐代“始有意为小说”,唐代文学家创造了“小说”这一新的文学样式。这是大家公认的。但为什么“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呢?在探求小说源流时,传统的看法是唐人传奇是由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演变而来。这一看法,近年来受到了挑战。少数同志认为,表面看来,初唐的传奇确实象是六朝小说,但仔细辨微却并不尽然;不可否认六朝志怪当然是唐人传奇的先行者,而从形式乃至意识形态的继     

“杜诗疗病”论

“杜诗疗病”之说兴于唐代，缘起于杜诗能治愈疟疾的戏说，后来伴随历代读者对杜诗理解和感受的积累，读杜诗可以祛病的阅读体验逐渐被丰富和强化。“杜诗疗病”之说的流传，不仅是杜诗文学接受史上一种独特的接受现象，也是我国阅读治疗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