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庄股跳水”预测模型的实证分析

预防"庄股跳水"是投资者在中国股市中生存的必修课,同时也是股市行为研究的难点之一.本文选取2000年到2003年深市遭遇跳水行情的股票及与之相对应的非跳水股票各31只股票为样本,运用t检验、判别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和模型对两类股票的各种重要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比较及预测.实证研究发现两类股票的各种重要指标存在重大差异,并且模型能够以较高的准确率预测"庄股跳水".     

上证指数“节日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证综指进行分析,就中国股市是否存在节日效应做出研究,发现中国股市不仅存在普遍的节前效应,还有一些节后效应,而且节后效应个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基于股市下跌背景的处置效应研究

行为金融理论偏重于研究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大量异象和投资者的非理性实验。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它阐述的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趋于较早卖出盈利股票而较长时间持有亏损股票的行为倾向。本文通过研究某证券营业部近万个帐户的交易行为，考查股市下跌背景下中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三因素模型方法探析及适用性再检验:基于上证A股的经验数据

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Fama因素模型的分组规则和研究方法,以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划分特定时期,分别研究了股票价格上涨和衰退时期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在解释股票收益率变动方面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发现,股市衰退时,该模型的拟合性最好,但价值因子(HML)没有显著解释力,而剔除价值因子后的因素模型也能较好地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变动,说明股市衰退时不存在价值效应。同时,在公司平均规模较大的市场,该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股票的收益情况。     

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重点研究"港股直通车"事件是否对港市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及波动溢出关系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前,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仅存在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港市与沪市间还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与深市间则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股市收益率长记忆性R／S非线性分析

针对中国股市收益率序列中的长记忆性问题,采用R/S非线性估计方法和ARFIMA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收益率普遍存在长记忆性,只有个别股票不存在长记忆性,而且深市比沪市具有更强的长记忆性.     

上证综指收益波动的不对称性研究

本文应用GARCH类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收益波动的不对称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了新的证据说明中国股市波动的不对称性是存在的,杠杆效应或波动反馈效应是显著的.对二种效应在中国股市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波动反馈效应似乎是中国股市波动不对称的主要决定因素.     

基于调整成本的产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

在一般均衡经济框架下,研究企业投资过程中的调整成本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推导出包含市场因子、产出绩效因子、BM因子及调整成本因子的四因子产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利用中国股市上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年报及股价月度数据,考察了我国股市的股票收益率变动。实证研究发现:四因子的资产定价模型能解释中国股市上88%的股票收益变动,显著优于CAPM和FamaFrench的三因子模型。     

中国股票市场IPO折价实证研究

IPO折价普遍存在于世界股票市场,有关IPO折价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使IPO上市股票的折价不但符合IPO的普遍规律,而且具有很多独特的规律.结合有关折价原因的几种理论和假说(包括信息不对称、股权分配、投资者非理性等),对中国股市IPO折价的存在性和不同市场、股票类型折价的差异性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等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承销商声誉的衡量、股市上升期和下降期的折价表现、同一企业A股和B股发行顺序对折价的影响等进行研究,揭示中国IPO折价的存在性、股票市场的差异性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探索股票一、二级市场的有机结合路径,对规范和完善IPO市场定价机制、帮助监管者制定规则和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中国股票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检验和参考价格选择

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本文在线性量价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Grinblatt和Han^[1]提出的资本利得突出量来检验中国股票投资者整体上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然后,使用新提出的6个参考价格与以往对股票市场研究中主要使用的两个参考价格(股票过去260周内加权平均价和过去52周内最高价)相比较,寻找更加适合处置效应研究的参考价格;同时,在选择不同的参考价格下,进一步检验投资者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投资者整体上存在处置效应;并且在处置效应的研究中,新提出的参考价格——股票5周加权移动平均价明显优于以往学者提出的参考价格。因此,研究整个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时,使用该价格作为参考价格更加合理。     

公司盈利、投资与资产定价:基于中国股市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选取1997年7月至2015年6月中国股市月度收益数据为样本,以营业利润与账面价值的比值作为盈利因素的代理变量,以总资产增长率作为投资因素的代理变量。先后运用Fama-Macbeth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因子模拟法分析了规模、B/M、盈利和投资等因素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并对Fama和French近期提出的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规模、B/M、盈利和投资四因素在解释个股横截面收益差异上的显著性依次降低,而且B/M因素在规模大组的显著性要大于规模小组,但盈利和投资因素则表现相反;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同样存在与规模、B/M、盈利和投资相关的效应特征,其中B/M效应特征表现出了翘尾现象,盈利效应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的股票收益越低,但规模较大的公司则表现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的股票收益越高,投资效应特征表现为投资越保守的公司的股票收益越高。使用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能较好地拟合这些特征,而且在表现上也优于三因子资产定价模型。     

基于Hawkes过程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由于中美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互激效应明显增强。本文考虑中美股市时差和法定节假日差异等因素,运用标值Hawkes过程对2006-2017年CSI300和S&P500大幅波动收益率数据进行建模,结果表明：（1）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存在不对称性,美股市场大幅波动对中国股市的互激效应更强;（2）中美股市大幅波动的幅度对互激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3）中美股票市场对于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消化速度存在差异,中国股票市场消化美股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速度较快。本研究对金融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均有一定意义。     

深圳证券市场的小公司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5年12月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A股股票为样本,以流通市值与总市值来衡量公司规模,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小公司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小公司效应",最后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中国"小公司效应"出现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中国股市新股发行(IPOs)的初始收益率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1996—1999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29家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发现这些股票初始收益率的平均值为129.8％,初始收益率的分布呈正偏的凸峰态,这说明中国股市的IPOs存在短期定价偏低的现象.本文认为IPOs定价偏低的原因是股票发行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和股票二级市场的运行及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股价历史新高会导致股票收益异常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股价历史新高作为股票市场中的一种异常极端事件,往往会带来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本文利用简单超额收益模型,对中国A股市场1995年至2011年间的股价历史新高事件进行研究,分析注意力因素对股价历史新高后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历史新高后存在股票收益异常现象,具体表现为短期内显著的正超额收益与后续期间股票收益的显著反转,本文称这种现象为"新高效应";通过对不同注意力条件与市场态势下的样本进行比较,发现实际历史新高比名义历史新高拥有更强的"新高效应",并且牛市中的"新高效应"也比熊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进一步地,用超额新闻量作为注意力的衡量指标,实证发现注意力是"新高效应"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与股市财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包含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和对股市财富效应的影响。本文创新点是考虑了更加贴近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混合型货币政策,并在DSGE模型中纳入股票市场,从家庭需求端出发研究了混合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估计。研究发现,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总产出和改善货币流动性,还能够提升股价和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混合型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提高总产出、通货膨胀、股价和消费;股市财富效应与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消费水平高度相关,股价上升时家庭会增加当期消费以提升家庭存续期间的总效用,反之亦然。最后,本文提出了将股市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转型,发挥股市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的政策建议。     

基于虚拟变量分位点回归模型的条件VaR估计以及杠杆效应分析

已有成果在研究杠杆效应时大多数都是基于ARCH类模型,从波动率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本文应用分位点回归模型以及含有虚拟变量的分位点回归模型分析了"已实现"波动率条件下的CVaR,并尝试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对杠杆效应进行分析。最后,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已实现"波动率条件下的CVaR估计,并从风险的角度证实了中国股市的市场风险存在杠杆效应。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股市中的时变汇率风险及汇率风险定价

这篇文章旨在研究中国股市中的时变汇率风险定价问题。不同于其他已有关于时变汇率风险定价的研究,此次我们同时运用了两因素和三因素的无条件、条件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三个双边汇率(美元、日元、港币)和一个多边有效汇率来探索中国汇率风险是否被定价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中国股市中汇率风险是存在且随着时间变化,但是其定价系数很小。在不同的汇率估计条件下,汇率波动与股票收益率的变化并不完全相同,但就多边有效汇率而言,两者之间是正向影响关系。再者,在两因素模型中加入国际股票收益率因子对检验结果并没有多大影响,其对于国际股市的波动敏感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