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权的关系

在"德国诉意大利案"中,尽管德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但是国际法院仍然没有剥夺德国的国家豁免权。这样的判决结果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强行法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那么,二者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国际强行法还要这样一再让步吗?是否该对国家豁免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当我们再次解决国家强行法与国家管辖豁免的冲突时,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将违反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行为作为国家管辖豁免权的一种例外,基于国际强行法进行判决,从而限制国家管辖豁免权。     

论国际法中的"条约优先"

在国际法规则中,"条约必须遵守"是一个古老的、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国际习惯,是通行的国际法准则.一国有权不缔结或不参加某一国际条约,也可以对参加或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款提出保留,但是,如果一国参加或缔结了某一国际条约,就必须履行该条约义务,条约对缔约国具有法律拘束力,当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律制度相抵触时,该国有义务修改其国内法(包括宪法)使其与条约一致.     

法国大革命对国际法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对国际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对国际法原则的影响,如人民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也包括对具体的国际规则的影响,如领土法、国际河川制度、外交法、战争法等等。因此有必要在此做一梳理,从原则与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剖析。     

国际组织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之一。国际法为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并且制约、调整着国际组织的活动。作为国际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角色,国际组织的存在与运作,也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国际组织具有创设国际法的功能 第一,创立普遍性组织的多边条约(即组织法),往往规定有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遵守的一般性规则,其中某些重要规则也可能产生一般国际法效力。《联合国宪章》就是一个对世界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的最大的国际     

体系、秩序与国际法

本文通过国际体系结构入手,指出国际法是对从实力到国际体系结构,再到国际体系秩序这一国际过程的最终确认。它的本质是实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然后从这一点出发,论述国际法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层面,指出国际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重要的。     

国际法不禁止行为责任的法理基础

以＂过失＂为基础的过失责任论在国际责任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缺陷也日益凸显,由此,国际法不禁止行为责任逐渐得到法学界的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了国际法不禁止行为责任的四个法理基础,即严格责任原则、未履行国际义务、救济原则、公平公正原则.本文从国际法不禁止行为产生的背景及制度的建立入手,通过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对比中突出上述四项原理成为国际法不禁止行为责任法理基础的原因,并且具体分析了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国际法不禁止行为责任存在的必要性及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影响.     

《国际法教程》学习辅导

2.所有的国际条约都是具有普遍拘束力的一般国际法的渊源错误。条约可分为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前者是指有关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国际法律效力之思考

本文对〈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经济宪章〉）的国际法效力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和反思,分析了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实践对〈经济宪章〉逐渐形成习惯国际法的影响,指出这些国际社会的实践证明〈经济宪章〉已具备了习惯国际法的构成要素：＂通例＂和＂法律确信＂,因此,目前〈经济宪章〉已经是一项习惯国际法,具备法律约束力.     

从索马里海盗看国际法中海盗罪的局限性

近年来,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国际海运安全以及各国商船利益,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安理会先后通过四项决议,呼吁和授权世界各国参与亚丁湾地区的打击海盗行动、但依据现有国际法有关海盗的规定,索马里海盗并不能完全纳入国际法调整范围,各国对海盗行为的管辖存在消极冲突,这不仅削弱了国际联合行动的力量,也影响了安理会决议的实效,使该地区的海盗袭击行为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将通过争取世界和平来增强综合国力从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以一个参与者、建设者的态度来对待国际关系,因此,更好地运用国际法,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显得十分关键。一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之后的19世纪中叶,国际法才正式介绍到中国。清政府曾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国际法,但这并未给中国带来世界法律秩序,相反却是一系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方面利用国际法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推动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的革新与发展,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此同时,现代国际法各项原则、规范和制度逐步摒弃了旧的不合理因素,因而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地适用和认可。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     

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与其管辖豁免权问题探讨

国际犯罪和国内犯罪一样,都是由一定的主体实施的;任何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主体,都应该对其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伴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也已成为刑法或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主张任何个个（自然人）如果犯有国际法罪行都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这对传统国际法豁免原则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主要从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出发,对个人豁免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探略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加强国际法治建设成为各国的目标共识。习近平十分重视国际法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学把握全球治理进程中建构国际秩序的法治化路径,主张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当代国际法价值体系,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根本的国际法价值理念,坚持通过法治化路径解决国际领域的重大问题,为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化解地区争端、做好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新时期我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遵循。研究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法治动力与制度保障。     

关于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法律关系探究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既包括国际法上的经济关系,又包括=国内法上的涉外经济关系。既有纵向的关系,又有横向的关系。国际经济法是多门类、跨学科的综合独立法律学科。     

论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

国际刑事责任一直是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对于自然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已经逐渐明朗,但有关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讨论,如能承担应该如何承担的讨论却愈来愈多。如果能从国际法理中和承担方式上论证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和理性,将会使这个热点的争论进一步明朗化。     

21世纪国际法教学之变革

国际法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确保国际法的教学与时俱进乃国际法教育工作者的必然思考课题.当前,我国国际法的教学与实践需要脱节的情形仍然存在,教学模式较为传统、呆板.笔者认为,我国国际法的教学需要在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变革转变国际法的教学理念;重新界定国际法的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促进国际法考试方法的多样化.     

中国在国际合作范畴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安全战略设计

进入21世纪以来,突发性传染病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国际安全、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各国需在对内防控传染病的同时,融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国与国之间应该互相理解、积极寻求共识,共同建立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合作机制。同时,在共同防控传染病时还应认识并发挥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作用。     

论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

国际刑事责任一直是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对于自然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已经逐渐明朗,但有关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讨论,如能承担应该如何承担的讨论却愈来愈多.如果能从国际法理中和承担方式上论证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和理性,将会使这个热点的争论进一步明朗化.     

国际环境法在国内的实施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包括国际实施与国内实施两个层面,国际环境法在国内的实施,最终要通过国家层面的管理、监督甚至立法才能发挥作用。对于许多参与缔结的国际环境公约,中国都积极采取了履约措施,但是国际环境法在国内的实施在立法上、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以及履约技术上都存在障碍。为了加强国际环境法的国内实施,需要规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填补重点领域的环境立法空白以及继续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普遍性管辖权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之比较分析

普遍性管辖权作为国家刑事管辖权的一种,是国际法规定的专门适用于国际犯罪的管辖权。而国际刑事法院自诞生以来,有关其管辖权的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性质着手,对普遍性管辖权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总结分析。     

从突发事件谈国际组织的管理及其国际责任

海地霍乱案中所引发的国际法下国际组织责任承担主体资格问题、特权及豁免协议等所可能引发之议题,均值得我们深思并探讨,至于国际组织在各国际法院前是否亦能主张豁免,而国际法院又是否是处理此类争议的适当争端解决场域,此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