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兼评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对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与国际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接轨。植物新品种被纳入国际贸易领域之后,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趋势日益加强。作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应积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以适应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维护农业经济安全。     

基于植物新品种保护视角的药用野生植物资源的永续利用

药用野生植物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引种驯化是实现药用野生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是促使药用野生植物资源引种驯化的法律保障。国际上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模式,二者各有利弊,我国主要采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人工驯化的新品种。应当针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兼顾育种者、种子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种子使用者的利益,科学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基于植物新品种保护视角的药用野生植物资源的永续作用

药用野生植物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引种驯化是实现药用野生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是促使药用野生植物资源引种驯化的法律保障.国际上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模式,二者各有利弊,我国主要采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人工驯化的新品种.应当针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兼顾育种者、种子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种子使用者的利益,科学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西部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比较:重庆与四川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农业知识产权中,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形式之一,受到各国关注。然而,目前,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上,植物品种权的申请和授权呈现较为严重的地域分布不均状态。对川渝两地植物新品种保护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种不均衡状态。因此,需采取相应措施尽快纠正这种失衡,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论TRIPS框架下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构——兼评我国的保护对策

在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有世界强制拘束力的就是TRIPS协议.其他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际公约只有与TRIPS相衔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而在TRIPS框架下对各相关公约进行协调乃至统一应是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应积极参与,与各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新制度的建立.     

林业植物遗传资源产权配置问题研究

遗传资源保护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是近几年来知识产权领域的两个新问题.本文回顾了植物遗传资源产权思想演变的过程,提出林业植物遗传资源存在人类共有、私人所有、国家所有和农民-社区所有四种产权配置模式,并对这四种产权配置模式的内在关系展开阐述,最后指出这四种产权配置模式与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密不可分,在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新品种保护与遗传资源保护以及惠益分享的冲突与协调.     

植物新品种独占权与食物权平衡之机制

食物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认可的基本人权.植物新品种独占权是TRIPS协定要求WTO成员必须予以保护的知识产权.作为私人权利的知识产权,其垄断性决定了它对粮食安全与食物权保障的漠视.TRIPS协定允许WTO成员自由选择实施保护植物新品种义务的模式.我国应及时完善植物新品种独占权立法、平衡配置育种人、研究者及农民的权利诉求,在维护知识创新的同时促进食物权的实现.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入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手段

知识产权保护的民事、行政手段已不足以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增长,需要刑事手段的介入。但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手段,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应重视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     

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迷思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政策受制于外来压力,被动急速变迁,缺乏自身的制度演进逻辑,过于强调通过立法提高保护水平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应客观认识刑事保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充分反映著作权的特殊属性,系统分析刑事保护的经济、社会、文化制约因素,高度重视著作权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有效避免立法依赖,减缓著作权刑事立法节奏,警惕刑事保护扩大化的趋势.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从经济学视角看刑事诉讼的效率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律应注意刑事司法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应当探求怎样用有限的刑罚资源,发挥最优的刑罚威慑效果,从而达到以最少的刑罚资源实现最优的社会效益。法院、检察院诉讼观念的转变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     

十六国的刑事法制

关于十六国的刑事法制,由于史料的散佚和缺失,至今无人专文论述,本文从统治者的刑事政策、刑罚适用原则、刑罚制度、刑事罪名体系四个方面探讨了十六国的刑事法制,认识其特点,概括其成就,发现其在中国古代刑事法制发展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先民后刑”思路:选择理由与实施机制

先刑后民一直是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一些困境。在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民事程序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刑民两种司法程序进行合理衔接与协调,建立民、刑分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以及民、刑合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审理机制。     

论中国大陆刑法的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为贯彻这一原则 ,首先必须清楚在我国现阶段刑法到底包括哪些具体表现形式 ,即刑法的渊源。本文对此做了初步阐述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时代也不断地升级变迁,日趋多变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形势对刑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强化刑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不仅是打击侵犯网络传播犯罪的需要,也是网络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新的网络时代,应选择适宜的刑事立法模式,以加强刑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刑事政策视野下醉驾入刑的正当性论析

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醉驾入刑是立法机关所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醉驾具有入刑的必要性。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醉驾现状,原有的处罚已不足以抑止此类违法行为以充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故将其入刑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然而,具有入刑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立法规定本身及实施过程中的完美性,入刑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浅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直接对象。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从程序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规定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