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中国哲学: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近几年有的同行、朋友又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 ,已近百年 ,不断出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最近又被渲染为出现了“危机” ,这的确令人深思。那么 ,谁是“立法者”呢 ?要合什么“法”呢 ?提出所谓“合法性”问题的 ,至少有来自两方面的专家 ,至少持守两种立场或视域。第一种是一些西方学者和认同这些西方学者的中国学人 ,他们以古希腊 (特别是亚里士多德 )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系 ,以近四百年的科学理性作为惟一尺度 ,否认中国有“哲学” ,认为中国顶多只有“…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再讨论

自2003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2004年"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问题"分别被评为当年学术界的十大理论热点之后,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已沉寂数年,但这场讨论给人们带来的反思并未结束,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仍有进一步开展讨论的必要。深入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目的在于完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内涵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讨论,研究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并非要颠覆中国哲学学科,而是要努力使问题得以澄清,通过提供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可能途径,把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中国哲学学科未来建设与发展不无裨益。     

关于中哲史之"合法性"与"危机"问题--为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作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及其三种具体哲学形态,可以看出,其中只有“实体论”这种形态是中国哲学所不具有的。因此,哲学有其普遍性。解决中国哲学史之“合法性”与“危机”问题,应坚持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本文认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 ,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 ,以便在“哲学”的视域 ,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前沿学术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根本性意义""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中国思想"等问题的回答,有着密切的内有关联。破解与消解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将归结到重建中国哲学自身的话语系统与学科范式等方面。同时,经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起到了部分地消解作用。     

中国哲学概念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专题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前沿学术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根本性意义＂＂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中国思想＂等问题的回答,有着密切的内有关联。破解与消解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将归结到重建中国哲学自身的话语系统与学科范式等方面。同时,经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起到了部分地消解作用。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大哲学"观与中国现代的哲学发展--赵敦华教授访谈录

在现代中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哲学被一分为八。有名无实的一级学科与各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不合理划分,使中国现代的哲学学科体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格局,本来都是在研究哲学问题,但是彼此之间却壁垒高筑、以邻为壑、互不理睬,长此以往,哲学如何承担文明的基础、文化的核心重任?哲学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学科壁垒的痛楚,“打通中西马”的呼声日益强烈。人心思合,但出路何在?这是我们此次访谈所关心的问题。赵敦华教授在西方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造诣很高,有丰富的论著出版发表,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当的研究。近年来,他高度关注中国哲学走向问题的反思,先后发表了“‘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哲学的‘进化论转向’”、“西方哲学的出路:终结还是转变?”、“研究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十个误解”、“中国古代的价值律和政治哲学”、“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等重要论文,他提出的“大哲学”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的“正本清源”、“推本溯源”和“返本开新”的构想为打破“中西马”隔阂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思路。     

"中国哲学":一个处于分化中的概念

"中国哲学"概念的存在已是事实,但自从它出现以来就受到不断的质疑与追问:其存在有无合法性?如有,其合法性限度何在?我们到底应如何看待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概念?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考察哲学史,明确"哲学"概念的特质,然后再作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