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储小平同志商榷

把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理论同他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是一个艰深而有魅力的课题。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一文,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马克思晚年除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外,“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卡夫丁峡谷’确实是可以跳越的。”对此,储小平同志的《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     

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几种含义的讨论

20世纪 8 0年代以来 ,马克思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问题一直是我国学界讨论的热点。究其原因 ,是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寻找理论上的“源头活水”。这本无可非议 ,而且实际上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理论活动。随着研究的深入 ,各种观点纷至沓来。客观地讲 ,有些观点是很有建设意义的 ,能给人以颇多的启发。但有些观点却不能让人苟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有些观点之间分歧较大 ,如同冰炭。如有的学者认为 ,“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仅如此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还没有走出这一峡谷 …     

对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看法——与卓炯、郑兴听同志商榷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有,在社会主义也有。(见《学术研究》80年第5期,以下简称卓文)郑兴听同志在《社会主义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吗?》一文中认为,卓炯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剩余劳动,所以也就不存在剩余价值。(见《学术研究》81年第2期,以下简称郑文)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论据不足的。 (一) 郑文全篇的论证基础和出发点,是用否定社     

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启示

关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国家，能否大大缩短它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的问题，恩格斯1894年写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下简称《跋》）作了最明确最系统的阐述，为我们正确地观察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否意味着“跨越”的完成，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在《跋》文中坚持认为…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

最近一个时期,在学术界有不少同志根据马克思对沙皇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的预言,以苏联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历史时期,便开创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实例,论证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资本主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人们从源头上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立论依据。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能说明中国选择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完全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且,我国至今也远没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更没有完全扬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最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奠定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论”或“一国论”都是马、恩的观点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几国同时发生”(简称“同时论”——笔者),还是“可能首先在一国发生”(简称“一国论”——笔者)的理论,目前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马、恩只提出了“同时论”,而没有提出过“一国论”;二是袁亚愚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5期发表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国获胜”并非马、恩的观点》一文,认为马、恩没有提出过“同时论”,而只提出了“一国论”。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些偏颇,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论”或者“一国论”都是马、恩的观点。十九世纪四十——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还处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不平衡还居于次要地位。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分     

对“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疑

马克思有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酝酿 ,但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苏联东欧等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马克思所酝酿的“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思想在现实的实现。它的失败反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     

同一、斗争与相对、绝对——就教于马清健、吕英寰同志

马清健和吕英寰同志的《论绝对和相对》一文(以下简称《马文》。见《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从绝对和相对的分析中,论证了“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商量请教。     

《悖论本质之吾见》之吾见──复吕国忱同志

《悖论本质之吾见》之吾见──复吕国忱同志马佩，李振江（河南大学政治系）读了吕国忱同志《悖论本质之吾见——兼与马佩、李振江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吕文”，载《中州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之后，觉得其中对问题的论述以及对拙作《论悖论的本质》（载《中州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上的“对立”探讨

西方“马克思学”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预设前提出发将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研究上的差异扩展为对立,主要围绕着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上恩格斯的“单线论”和马克思的“多线论”的对立,在俄国社会发展前景上恩格斯的“悲观”与马克思的“乐观”的对立,恩格斯扩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应用范围背离了马克思等三个方面.持这种“对立论”观点存在三个认识误区,没有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辩对象的不同,忽视了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里两人已经达成统一的认识的事实,没有看到两人产生不同论述背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变化这一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性质和定位的分析、对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和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等重要问题上都有一致的认识.     

如何认识科学探索中的机遇问题

一、问题的提起1987年第3期《哲学研究》刊登了王志健先生的《论机遇的本质》一文(以下简称《本质》,对人们认识机遇方法颇有启发。但是,该文对机遇的本质的观点,对科学劳动者截获机遇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的见解,都很有商榷的必要。该文提到的杨敏才、李光先生的《论科学发现的机遇》一文(见1983年第9期《哲学研究》,以下简称《机遇》)的某些见解也有推敲的必要。至于现代科学发现中机遇的新特点,以及这些特点     

就实践的目的性问题答陈广亮、高立胜同志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我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文章中提出供考虑的一个命题。该命题悖于我国目前的流行看法。陈广亮和高立胜两同志在《“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中,对此提出了商榷。本文是我的简要答辩。     

"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改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误解.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用长矛架起的"轭形门",它是不能跨越的,只能或者从它下面通过,或者不从它下面通过.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     

也谈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阶级性——兼与李新实、付锐同志商榷

李新事、付锐二同志在《从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谈真理的阶级性》一文(见甘肃《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以下简称李文)中,认为我国学术界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之所以争论不休,在于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正确的方面,但也都有比较明显的片面性”。要对真理的阶级性问题作出比较全面正确的阐述,必须克服争论双方观点的片面性,把两种正确认识统一起来。”怎样才能使双方正确认识统一起来呢?李文提出要用“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二重真理说来“统     

再谈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答安起民同志

<正> 《对真理定义的质疑》一文在《学术月刊》表发后(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一些同志对我提出的“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真理只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看法不一。安起民同志还专门对拙作提出商榷意见(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以下简称安文,凡引此文不另注)。笔者不仅对安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而且认为进一步弄清正确的感性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为有益的。所以,有必要再谈些浅见。一方面答安起民同志,再是也希望其他同志正教和参加这一问题的研讨。     

也谈荀子的人性论

周炽成博士“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载《光明日报》2007年3f120日第11版。以下简称周文），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新见：第一，推断《性恶》篇非荀子所作；第二，     

再论董仲舒天道观的辩证性——兼答周乾溁同志

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懂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

长期以来,对于俄国民粹主义,学界往往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其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事实上,俄国民粹主义非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相反还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有一个从批评到初步接受再到基本认同的过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没有俄国民粹主义,便没有晚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重新探索及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主张的提出。     

试论马克思关于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本义及其思想价值

马克思关于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论述,首次出现于他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当时这样写道:“……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5—436页。以下凡本书引文,只标卷数和页码)对于马克思这一论述,最近几年,引用者颇多,尽管写作目的不同,但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