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旅游者研究之“山人”解析

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     

试论晚明女性墓碑文之研究价值

无论从史学或是文学角度立论,实用文体都应该获得较之目前更多的重视.文章以晚明女性墓碑文为研究对象,重点揭橥此一文体对于女性生活史及性别史的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墓碑文作为生动精微的女性史料,为我们矫正以往认识偏见、重塑历史中女性的面貌提供了依据,墓碑文也是我们建构晚明性别社会秩序的参考.此外,文章对墓碑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谀墓”加以澄清.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展示晚明女性墓碑文写作的大致情况     

欧洲文艺复兴与晚明文学思潮之比较初探

文章试图比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晚明文艺思潮在内容、形式、作用等方面的异同,肯定晚明文艺思潮的价值,并探究其不深入的原因。     

陈艾之争与晚明文统归宗

陈子龙与艾南英的争论,从豫章与金沙的房选开始,陈艾之争为高潮,以组织行为结束,在晚明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追求。而争论的过程及激烈程度,由于事后的他人补叙,难免成为故事型记录。实际上,文人之间的一场口舌笔墨之争,是明中叶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宗法之争,也是晚明文统的归宗之争。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论《金瓶梅》中晚明市民文化的文学呈现

《金瓶梅》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作为描写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生活,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用文学手段绘画出的一幅晚明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其中尤以对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的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对小说中所呈现的市民文化包括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市民文学、宗教文化等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此来揭示《金瓶梅》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明妓词人现象探析

妓女作词,在明代蔚为大观,特别是在晚明成为一大亮丽风景。晚明自由开放的风气、名妓的教育及词这种文体的特点,加上妓女自身的特性与社会平衡的需求等等,都是晚明妓女词人得以大量产生并形成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群体的原因。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从古代旅游到现代旅游：以旅游与卧游的关联为线索

中国古代旅游的研究意义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从汉语“游”一词的语义发生、转变、深化的历史入手，可对这个问题有所观照。旅游具有游文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内涵：在共时中，旅游保留了游的哲学、美学意味；在历时中，足不出户的“卧”与失其本居的“旅”对立，构造了卧游与旅游之间的关联。在对游史的研究中发现，宗炳通过对旅游的感悟，改造了古代道教的卧游养生术，形成了卧游审美观、哲学观。而在晚明，卧游的世俗化也与现代旅游的兴起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卧游在中国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的意蕴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卧游也成为旅游想象，融入现代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之中。     

论《太霞新奏》与吴江派散曲家之关系

冯梦龙编著的<太霞新奏>是晚明一部重要的散曲选本,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吴江派散曲家推上了晚明曲学领域的前台,使之成为晚明散曲家中新的生力军.同时,<太霞新奏>通过具体作品较为系统总结了吴江派散曲理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曲学意见,丰富了沈璟、王骥德的曲学理论.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明清诗歌中的佛教圣地梵净山

明清以来围绕梵净山展开的诗歌创作十分兴盛，现存四百多首，诗歌作者主要包括入黔客籍文士，入黔官员，但主要以贵州当地的文人为主，此外还有佛门中的僧人。他们的诗歌中展现的梵净山是自然人文景致壮丽优美的圣地，是佛教信众参禅访道的圣地，是登山游客叩问心灵的圣地。     

晚明戏曲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以声腔剧种的流播为研讨中心

明中叶以后北曲衰微,南曲诸声腔兴起,舞台时尚与审美风尚遂随之大变。昆曲新声"水磨调"的崛起,文人传奇的雅俗嬗变,彰显出地域文化参与文士缙绅主导的普遍性的文化建构时的重要作用,也折射出文艺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间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丁耀亢思想论略

丁耀亢是明末清初的具有相当成就的文学家 ,其思想较能代表当时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文人的精神风貌。除古代文士一般都具有的儒、释、道思想外 ,当时的心学、治生、遗民等思想在丁氏身上也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