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     

九华山历史三辨

近年来,一些报刊文章、导游资料,以及旅游丛书等,对九华山的历史都作了一些考证和介绍,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介绍中的某些说法尚不够确切,其中有的是由来已久的讹传,有的是新出现的失误,也有的还待商榷。这里仅提出三点辨析意见,供参考。一、关于九华山今名的由来。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认为起名于李白诗《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以下简称《望九华》)。诗文是:“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     

柳宗元研究三辨

对柳宗元研究中的三点大事予以详辨: (1)搬入愚溪新居的时间不是元和五年,而是元和四年年底; (2)“妓”是“雷五之姨”的身份,元和五年初冬与柳宗元同居于愚溪新居; (3)和娘是柳宗元在长安的私生女,直到贬谪南荒带她同行时才父女相认,故“为父子晚”。     

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     

“三次摇摆”辨

效平同志的《“翻过筋斗”以后》(刊《解放日报》4月11日),借一个“老而又老”的“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一个新而鲜见的观点: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几次摇摆。文章认为:“洋跃进”是“一次摇摆”;三中全会以后,“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又是一次摇摆”;“后来中央提出在调整中仍然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有出现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又想摇摆。”读后令人难以苟同。     

张志和《渔父》三辨

生活在唐开元、大历年间的千古风流词人张志和,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误记为浙江金华人。①今年《东南文化》安徽特辑上,发表了吴建之同志《张志和探微》一文,以确凿的材料,考证出张志和的籍贯:安徽     

南北朝史辨误三则

一、《宋书·顺帝纪》载:"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颁为南丰县王。癸亥,临澧矦刘晃谋反,晃及党与皆伏诛。甲子,改封南阳王翙为随郡王,改随阳郡。"(《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页)按:《宋书·宗室传》载:"义庆弟义融,永初元年,封桂阳县侯,食邑千户。凡王子为侯者,食邑皆千户。义融历侍中,左卫将军,太子中庶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石介事迹著作编年》辨误三则

陈植锷先生遗著《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对石介一生求学、仕宦经历、学术交游活动以及诗词文章的写作时间做了详尽挖掘研究,对石介生活时代的政治背景、学术界人物活动皆有阐发。但书中对石介部分作品如《麦熟有感》诗、《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上范思远书》、《上徐州张刑部书》、《上徐州扈谏议书》的写作时间的判定不尽准确,需予以辨析。     

前贤释“比”三派得失评辨

什么是“比”?不少论者看得很简单,甚至说什么“比”法易解。唯“兴”难通,等等。而其实,历来释“比”之纷歧,并不亚于释“兴”,只不过多自为说,较少正面争鸣罢了。 关于这一问题,我近年在有关文章中,曾顺便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但是言不尽意,本文拟较系统地选前人较有代表性的释“比”之论,分其观点流派,评其正误得失,并依《诗经》之实际,提出个人之选择,供同道批评指正。 （一） 第一个释“比”流派,似应从汉儒郑玄说起。他对“比”义的解释,主要是从诗教的美刺原则立言的。故可称之为美刺派。而他本人则专主刺失,他在注《周礼·大师》“教六诗”中这样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后人便继承其说,用解《诗经》之“比”了,而且影响颇大。但其说之不妥有     

《汉书·儒林传》辨误三则

《汉书·儒林传》是西汉五经经师的类传,成于众手,且传承日久,讹误难免。现根据《汉书》经师本传及他篇,并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考核稽查,再辨误三则:"夏侯建官至太子少傅而非太子太傅";"朱邑为大司农而非大司空";"王中不曾为元帝少府"。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今传三种何焯《文选》评点本辨

何焯《文选》评点本今天共存三种：乾隆三十四年蒋维钧辑《义门读书记》、乾隆三十七年叶树藩海录轩朱墨套印何评《文选》、乾隆四十三年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于本是今天较为常见的本子,但于光华重订时增入的所谓何焯初次评本内容,其实是何焯同时学者俞砀的评语;何氏多次评点《文选》,于本于何氏评语往往早、晚皆录,故较以己意去取的叶本、蒋本为详;叶本、蒋本亦有不同。研究何焯的《文选》评点．于本是较为详悉的本子,但要剔除重订时增入的“专论文法”之语。     

《辽史·百官志》辨误三例

辽代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①宫制也相应分为北、南两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对此,《辽史·百官志》分别记载北、南两面宫。其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错误百出。本文仅就枢密、宣徽、翰林三院作些考辨。     

言意新辨

一、“意”是可以分析的 言意之辨作为中国哲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盛于玄学兴起的魏晋南朝时期。言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言意之辨并不是某些人造做出来的论题,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讨论言意关系的文章不绝如缕,于今尤盛,这益发说明了言意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重要的实际问题。 辨言意关系的文章尽管积案盈箱,而其论旨归纳起来不过三种,即“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参阅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     

糖辨

关于我国的糖和蔗糖的制造究竟肇始于何时,古今学者的说“糖”之文,颇多异词。因撰是篇,探索隐微,疏正辨失,略陈管见,诸希通达,不吝明教。     

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黄鹤楼辨

武昌黄鹤楼素以江南胜景著称于世,她那独特的风采虽历经千百年而仍然令人神往。但是长期以来,在关于黄鹤楼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试就有关的资料做一点整理,以冀引起必要的注意和重视。一、黄鹤楼的始建与终毁古黄鹤楼究竟始建于何年,其确切时间已无可考,但多年来却流行着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孙吴时的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是不确实的。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武)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