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皖籍文学家考述

金朝建国后,全面接受中原文化,文学成就令人瞩目。高士谈、高公振、刘瞻、刘著四人,是金朝安徽籍作家,活动于金朝前期和中期。高士谈、刘著由宋入金,与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齐名,是金初文学名流之一。刘瞻的主要贡献是授徒讲学,弟子中有辛弃疾、党怀英等文坛泰斗。高公振是高士谈之子,金代中期诗人。本文拟对这四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进行考察。     

阿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

一日,某君问及《唐才常集》中有阿卢力士和托德尔,不知何许人也.取《唐才常集》一阅,原文为“就朱子而言格致,既为西学中之阿卢力士、托德尔……”.乍见这“两人”,面生得很。仔细推敲,始知为一个标点(、)所误.其实这是Aristotle的译音,今译亚里士多德者.此处校点者在中间擂入一个顿号,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宰相粉香飘千年 九龄故里过大年

<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千古名句。一千多年来，在张九龄的故乡韶关始兴清化地区流传着一道中华美食—宰相粉，相传是张九龄最爱吃的宵夜，如今是始兴人过春节必备的年货和传统的送礼佳品。春节临近，在始兴的大街小巷，处处张灯结彩，人流涌动，市民们忙着采办年货、走亲访友，各大商超和特产店里“张九龄宰相粉”最受欢迎，九龄故里年味十足。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论张九龄其人其诗的“九龄风度”及所蕴含的禅意

张九龄诗歌艺术成就高,是唐诗由初唐进入盛唐的桥梁与标志。记载着其审美意识、政治意识、君子之德和文人气质的“九龄风度”,在张九龄的诗歌上体现为对中国诗歌的“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政治的忧虑、竭力匡扶社稷的心意和逢时报恩的思想,对高节品性的推重、对独立人格的看重、对坚守正直的表达和对功成身退的期待,并展示出他的禅意人生观：“自性清净、不粘不滞”的思想,“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模式,忠直守正的君子风度、进退从容的旷达心境、随缘自适的禅宗精神的完美结合。     

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

唐玄宗是历史上一个功过参半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推行变革,出现了“开元之治”。可是在他统治的后期,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终于酿成了“天宝之乱”。他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既取得过大治业迹、又造成了大乱败政的皇帝。唐玄宗时由治变乱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外,罢免张九龄、起用李林甫也是重要的原因。本文拟对张九龄、李林甫之争及这一斗争对当时的影响,作一些论述。     

论张九龄诗歌中的"乡愁"及其文化意蕴

张九龄的乡愁体现于不同的故乡称谓中,其具体内涵包括地生暇远的偏僻之愁、谪居故乡的庙堂向往之愁、地理睽隔的萱堂兄弟之念、人在他乡的乡土风物之思、异乡为官的归隐肥遁之梦等。它是唐初至于玄宗开元时期关中本位思想、甲门阀阅的时代风尚与进士华选的自豪、寒族孤根又出生于"荒陬海裔"的心理暗示相互纠结煎迫而成的具体呈现。其中浓缩着张九龄对故土亲人的炽爱、对家国君亲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君臣之"大义"、个体对国家之责任促使他甘心于忍受离乡别亲之"乡愁",又使他身处乡野而充满心系朝廷的"乡愁"。     

张九龄诗中物象计量分析

抽取张九龄的诗歌为样本,通过数学计量的方法,统计张九龄诗歌中各种物象出现的频率,然后分析这些统计结果,就会得出实证而且令人信服的结论。计量分析表明,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心态是乐观而开朗、积极而向上的;创作内容既有山水精神,也有人文情怀;创作主旨是符合儒家中和思想的;创作风格是雅正而清澹的,但不乏深婉之情韵。总之,张九龄的诗歌达到了一种"会通"的状态,即物与象是统一的,物象与意象是统一的,意象与世间万象又是统一的。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开元政坛文场元帅 盛唐清澹诗风先导--试析张九龄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张九龄是开元年间政坛、文坛领袖。作为盛唐早期的重要诗人,张九龄为后世树立了清澹含蓄的诗歌风范;而作为盛唐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奖掖、提携了很多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有识之士。经他擢拔的文学后进,如王维、孟浩然等,也因人事上的亲近,而在诗歌创作上受其影响。在唐诗发展史上,张九龄热情响应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并以其卓著的创作实绩,彰显了积极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张九龄是盛唐诗风的先行者。     

陈子昂张九龄诗歌比较论

陈子昂与张九龄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唐诗的发展与繁荣,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历代诗论家往往将陈张并称,并对他们的诗歌成就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过一些言简意赅的比较。现代文学史家,无一不对陈子昂给予充分肯定,而对张九龄则十分冷淡。有两部带有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竟对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只字不提。这很能代表学术界一些人对张九龄的看法。然而张九龄诗歌的艺术成就,无论如何是抹杀不掉的。本文试图从对陈张诗歌成就的比较中,探讨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并借以恢复张九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谨以此就教于专家同行。     

唐肃宗流放高力士原因浅析

高力士在唐玄宗的宫廷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与李、杨集团的关系是其早期取得玄宗信任的一个契机,也是他人生即将结束之际被肃宗流放巫州的一个主要原因。从高力士的人生经历亦可大略推知唐朝政治的某些阙如之处。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情深兴远:张说、张九龄山水感兴诗风论略

张说、张九龄为有唐文学由初入盛的关键人物,考其诗作,以“情深兴远”之山水感兴诗尤足为英诗风之代表.二张贬谪期间得江山之助,思苦、情深而不失士人之本怀,且一出于雅怨不失正而善于取象,可为孔颖达“兴必取象”诗论之实践,对于盛唐诗坛影响甚巨.     

张九龄“不协时宰”、“拂衣告归”考

对张九龄在开元初因“不协时宰”而“拂衣告归”事进行了考索。认为其“不协时宰”中的“时宰”，非指姚崇，而可能是卢怀慎。其告归的时间当在开元四年初秋，而其返京时间则当在开元六年春。     

论张九龄的兴寄诗学与创作实践

张九龄提倡“风雅之道，兴寄为主”,明确提出诗歌以“兴寄”为基本的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这是他在陈子昂兴寄思想的影响下，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诗学。开元前期中朝诗坛有着传播陈子昂兴寄思想的有利条件，群体唱和也多重比兴，这是张九龄兴寄诗学形成的诗坛环境。而个体的寒素身份意识与仕途遭遇又促使他突破群体的比兴程式，尤其是外放洪州及荆州时在感激忧思的情境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以景兴情的创作，突出了兴寄诗学兴发的特点。《感遇》十二首则是他在丰富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源头上学习诗骚感物兴发的思维本质和陈子昂林居观化的思理，立意新颖而兴寄遥深，展现了张九龄兴寄诗学的自我突围。     

九龄风度与清澹诗宗——相业与诗文并举的一代名臣张九龄

相业与诗文并举,成就了一代名臣张九龄.秉持儒家的直谏之风,知人善任,与佞臣斗争,成就了"九龄风度"的政治人格魅力;而张九龄着力于山水诗的追求以及儒、道兼济的情怀,更是促成了自然清澹的一代诗宗.     

秦国外戚干政的历史条件

外戚政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政冶现象。从有史可稽的材料看,中国的外戚于政最早滥觞于战国时秦国外戚魏冉。魏冉,姓,楚国人,秦昭王母宣太后弟,昭王母舅。秦惠文王、武王两朝时,魏冉曾在朝廷任职,以军功渐次晋升。公元前307年,,武王在同力士孟说举鼎时折断胫骨,病笃而卒。这时昭王年仅十九,又在燕为人质。他依靠母舅魏冉的力量打败诸公子,得继大位。昭王继位后,将大权交给其母宣太后与魏     

清澹自然树盛世新风--论张九龄的诗歌创作

本文一反把张九龄诗歌创作定位在初唐的普遍观点 ,认为其清澹自然的美学风格正适应了开元时期的社会思潮 ,是盛唐之音的表征。并以评论与作品相结合的方式 ,论述了其诗歌清澹自然的内涵 ,以及其能树一代新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