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既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果从文化的纬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可以说这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在进入中国的文化土壤时必然与中国文化相碰撞进而发生形交.在"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可以建构四种形式的后现代性话语:(1)"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话语;(2)具有解构特征的大众文化话语;(3)从中国视角重新建构的全球化话语;(4)作为全球本土化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儒学已经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种带有主导性意义的话语力量,并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它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据以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因此,一方面应当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批判、扬弃并加以重构,使其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应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质疑、批判和改造,从而使重构的后现代新儒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话语共存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一阳来复":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前景--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断开拓儒学论说的空间,创造性地提炼、转化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并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设想。本文在杜维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和全球社群的宏观背景中,从其整体思想,即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把握其解释理路及其论说的创新要点,彰显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意义。     

“心性儒学”中心性与治道的互动——虚与实的辩证

当代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表面上看,是儒学中的孟子道路与荀子道路之争。但由于荀子及其公羊后学的现代继承者所阐述的"政治儒学"存在着内在矛盾与根本缺陷,并残留着自标的"贤能"、其实不过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对普通公民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对普通公民养成独立、自主健全人格的忽视,这一论争远未达到"孟荀之争"的高度。就目前来看,心性儒学所内涵的"虚"与"实"的辩证与互动,即"虚以控实"和"实以显虚"的两往还,是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代表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东亚儒学研究的三个新方向

"东亚儒学"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德川儒学"或"朝鲜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儒学"领域未来可以深入探索的新方向有三:第一,"东亚<论语>学与<孟子>学"研究,第二,"东亚遗民儒学"研究,第三,"东亚身心关系论"研究.只有将儒学研究放在东亚脉络之中,才能弘扬中华文化在21世纪奎球化时代的新意义.     

欧洲文学思潮近代形态的过渡性

"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持论者断言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思潮,而把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贬为非文学思潮,从而无视文学思潮的近代形态所普遍具有的过渡性历史特征。这种过渡性表现为文学思潮主体意识的自发与自觉交织,文学思潮构成的配置仍以创作、接受思潮为主流,虽然出现了与自发型文学思潮对立的新规范,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原有规范体系的限制,新旧思想既互相冲突又相互依存。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     

从延安文艺新潮的勃兴到《讲话》的发表——解放区个性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兴衰的反思

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春,延安在解放区工农兵文艺主潮之外,兴起了一股短暂的文艺新潮。这一思潮承继“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对现实、文艺的批评与反思,影响所及几乎涵盖了文艺界。对其引领潮头之作《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的大规模批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解放区文艺走向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文艺界思想趋于统一。     

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学衡派

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亦为现代性的正向趋势;但它淹没了人文精神,即学衡派所揭示的以“物质之律”代替“人事之律”,也呈示出现代性的负向趋势。学衡派批判科学主义、回归传统文化;批评科学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反对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我们不能仅从对历史前进的反动这一视点予以裁断,在另一维度上,它实质上也是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反思与调整。     

最近50年来胶东半岛海岸带气候变化研究

利用胶东半岛近50年来的年平均、年最高、最低温度以及全年累计降水量、6～9月降水数据,采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累积距平法以及有序聚类分析法,分析了胶东半岛最近约50年来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最近50年来胶东半岛气候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先是降水量于1980年前后开始明显减少,而后气温于1990年前后突然上升.其中,年平均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并在1990年前后发生显著的增温突变;升温主要是年最低温度上升的结果,而年最高温度变化趋势及变化幅度均不明显.年降水量有所减少,大多数水文站年降水在1980年前后发生突变,但部分站点突变时间为1966年;年降水量减少主要是由6～9月降水减少造成的,同时6～9月降水在全年中所占比重也略有下降.此外,半岛东南部各气候要素突变时间较西北部偏早,降水减少幅度也更为明显.比较而言,胶东半岛同期温度变化趋势与我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一致,但降水量减少显著.     

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几种非正常转向及其理论旨趣

当代哲学在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现实生活并完成自我革命的过程中，既引发了原有主题和范式的科学转换，也催生了一些非正常转向，如祛“主义”转向、后原理转向、零支点转向、非哲学转向等。近年来的哲学实践表明，这些非正常转向严重侵蚀着哲学生存与发展的健康机体和生命机理，干扰了哲学人的正常视线并引领着一种病态的向学之风。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论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的民主政治思潮

抗战胜利前后民主政治思潮的兴起不仅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变化的反映,而且是民主政治运动长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它不是旧式民主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在延续中的跃进和深化。它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以建立民主国家为目标,对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军事和文化民主化的诉求在许多方面“带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它对于促进抗战、更新民族心理素质和改良文化土壤、推进历史进程与深化对民主进程的认识等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又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次民主政治思潮也就失去了实现其主张的现实土壤。     

基于熵权的郑州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城市生态系统是以人工为主导的自然、经济、社会3个子系统的复合生态系统,为使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根据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构建了一个4层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评判法,从时间纵向上研究了郑州市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反映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各要素,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郑州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总体上升的趋势;3个子系统间不能够协调发展,主要是社会子系统存在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引起,可为制定进一步的城市发展政策借鉴.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