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傅庚生先生商榷“情思之本”的问题

一 讀了傅庚生先生解放后出版的“杜甫討論”(以下簡称“詩論”)并参考了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文学欣賞举隅”(以下簡称“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評通論”(以下簡称“通論”)等著作,感到这中間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来和傅先生商榷。首先傅先生强调“情思之本”是作用着創作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如他在“詩論”中說: 杜詩之所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由于他出于情思之真而屏絕了人为之伪(217頁。)     

和傅庚生先生商討关于杜甫思想問題—杜甫詩論第一章讀后

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是一本对杜甫詩歌的研究有着一定成績的書易x过了这本書是有一些收益的??对其中某些論断还不敢苟同,現在僅就杜甫詩論第一章里的某些論断,提出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意見,來就教于傅先生和讀者們。傅先生說: 杜甫的官定后戲贈、去矣行和立秋后題等詩,都有些类似陶淵明掛冠归隱的味道,在陶潜是“自以曾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在杜甫恐怕也是因为向往于一世祖杜预的功勛,“吾家碑不昧”(廻棹)觉得自己作一个     

杜甫研究(下卷)引言

杜甫研究下卷——作品选注部分——現在算告一結束。由于工作关系,較原定計划,已是推迟半年以上了。这里,我一共选注了二百六十六首杜詩,在注解上,并沒有怎样嚴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想說明一下: 第一,一部杜詩,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詩史”,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年譜。浦起龍說:“古人遺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顯迹,二也;語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突。”又說:“少陵为詩,不啻少陵自为年譜,”这些話都     

关于“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論

長恨歌是白居易創作的优秀的敘事詩之一。它是诗人任墊厔尉时,与友人王質夫、陈鴻优游中受到启示而創作的。它最初是“長恨歌传”的一个構成部分,但由于其創作的完整性,特別是由于其思想艺术的高度成就,千百年来得到独立的广泛的流傳,获得人民的热爱和贊賞。歌妓因为能唱“長恨歌”而增价,詩人同时代的人們骄傲地称他是“長恨歌”的作者。但是因为詩人是根据唐明皇和杨貴妃荒淫誤国的历史事件进行創作的,因为詩人写的是动乱中的帝王宮庭中的爱情故事,又因为詩人的創作动机、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因而引起人們对長恨歌理解和評价的分歧,出現了在光明日报“文学遺产”及其他刊物上的论争,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想对长恨歌发表一些粗淺的看法,希望     

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     

关于古典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現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原則,正如周揚同志所說:“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經驗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項十分正确的主張,应当成为我們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新民歌开拓了詩歌的新道路》)因此,它不仅对指导当前創作有划时代的偉大意义,卽对我們研究古典文学当中的創作方法,也給了极重要的启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這一原則对于过去曾經重視不够,且存在模糊認識的积极浪漫主义(以下簡称浪漫主义)的研究,給了尤其明确的提示,不仅帮助我們澄清了概念上的混乱,而且糾正了过去对这一問題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周揚同志和茅盾同志     

试谈文艺理论中的几个争论问题

我們的文艺理論,是在內部的自由討論中发展的,是在对反动的和錯誤的文艺思想的斗爭中发展的。解放后不久,我們就討論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問題,新詩发展問題,新英雄人物創造等問題。1955年以后,又先后討論或辯論了典型問題,現实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現实主义問題,世界观与創作方法問題,形象思維問題,新詩发展問題,以及革命現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等等問題。其中有一些問題,通过內部的反复的自由討論,得到了进一步地明确。还有一些問題,通过对反动的和錯誤的文艺思想的斗爭,也得到了进一步地明确。理論問题的进一步明确,反过来也就促进了文艺批評的发展和文艺創作的繁荣。本文,想就典型問題、現实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現实主义问题、以及世界观与創作方法问题的爭論情况,分別地进行一些概括的叙述和簡略地发表我个人的見解。     

向大跃进中的新民歌学习

在我們祖国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現过詩经、屈原、乐府詩、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大量优秀的詩人和詩作,这些詩人和詩作給世界文庫带来了丰富的宝藏,也給中华民族带来了光荣和自豪感。但是更值得自豪的是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产生的新民歌。它們以气吞山河、英勇豪迈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魔力,汇成了詩的海洋,詩的天国。胡风、馮雪峯都曾恶意地誣蔑过我們的民間文学,否定它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資产阶級的民间文艺学家鍾敬文,則把民間文学看作遺产,否定它的发展前途,取消了它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伟大任     

读韦荘词

京兆社陵(现在陕西长安附近)的韦姓,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韦庄的远祖韦待价,是武后时的宰相。后来出过一位名詩人,就是韋庄的四世祖韋应物。韦庄是詞家又是詩人、他的詩集名浣花集(因为他晚年曾經在成都住过浣花溪上杜甫草堂的旧址),原本有廿卷、現在只存十卷,共有詩二百四十六首。合之后人所輯,也不滿四百首。据他的“乞采箋歌”“我有歌詩一千首”看来,該有不少的詩歌已經散佚了。他的詞全唐詩共收五十四闋,其中四十八闋是載于“花間集”的。在“花間集”里各作家中,韋庄詞数量之多,仅次于溫庭筠。以时代說,他是溫庭筠以后的一位重要作家;以作品风格說、却和温庭筠絕不相同。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簡论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是我们祖国一位偉大的詩人,已是众所熟知的事情;然而他同时是一位詩歌理論家,却沒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視和注意。白居易寫出那些热爱祖國、热爱人民的詩篇,固然是十分珍貴的,但他的诗歌理论也同样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庫中的鑽石,直至今天,依然放射出它燦爛夺目的光輝。白居易寫出那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詩篇,是和他有诗歌理論的指導分不开的。他的詩歌理論不僅指導了自己的創作,也指導了别人,在当时文壇發生極大的影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是坚持現实主义的路线的,是具有坚强的战斗性的。他大胆地肯定現实主义的詩人和詩作,勇敢地批判文学事業中的不良傾向,和脫离生活的形式主义進行斗爭。他的詩歌理论也就是从斗爭中成長和發展起来的。     

唐代诗人短论

高适唐朝从开国以來,一个多世紀的对外扩張,边地战爭生活給詩人提供了丰富的創作題材,因此湧現出大量的边塞诗。而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詩人,則一致認为是高适和岑参。高适受过長期的貧困的折磨,有着接近人民的情感。对軍事生活的体驗非常深刻,因而表現在詩篇里的現实意义也就和其他詩人的作品迴然不同。他不是一般的歌頌或詛咒战爭,而是能夠从战地生活的客观現实中揭露其錯綜而复雜的民族矛盾和阶級矛盾之间的关系。顯示出政治上强烈的倾向性。如“燕歌行”就是最典型的一篇。     

郭沫若文藝思想发展的道路

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写詩,写小說,写散文,写历史剧,也写文艺批評。自然,他从事詩歌創作的时間最早,并且份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因此,他主要地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詩人而为我們所称道的。他的早期的詩集“女神”以其全新的內容和形式,在中国新詩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作用;并且直到今天,还閃耀着它战斗的光芒。     

陶淵明作品的現实性和人民性

陶淵明(365-427)生活在东晋的后半期和刘宋的初年。这时是“玄言詩”这个反現实主义文学潮流弥漫整个文学創作領域的时期。“玄言詩”的特征,无非是以老庄思想为其主要內容的抽象的哲理詩,既少生活形象的感受,又少生活现实的反映,它是最沒有艺术生命的东西,把文学引向了末路穷途.这正是当时大士族地主阶级空虛的生活与思想在文学上的真实反映。陶淵明正处在这样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他能够不受     

“三吏”“三别”散绎

一为了容或有助于初学古典文学的青年,近年来我在尝試着用現代語言迻譯杜甫的詩歌。歌德在提到薇蘭等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的戏剧时,曾經說过:“……以散文譯出,无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对于韻和节奏都認为有重要的价值,詩之所以成为詩,就靠着它們;但是,詩作中本来根本地深切影响我們的,实际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后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卽是,这时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实質,因为有詩形那种絢爛的外飾,沒有它时也使我們觉得有,有它时詩形却把它的存在遮盖了。因此,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譯比韻文譯較为有效。……”(思慕譯:歌德自傳)我信从了他的話,另一面     

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

一声调是指全字音的高低升降,主要是音的尖鈍关系,长短强弱是次要的因素。以声调区別詞义是汉藏語系語言的共同特征,汉語声调的产生和發展是有它的长期历史过程的內在趋势和規律,从現代汉藏語系諸語言的迹象来看,原始汉語沒有声調,声調的产生和發展是紧松元音遞减消失和声母清濁影响分記的結果。上古汉語有沒有四声,历代語言学家意見不一,聚訟莫决。明代陈第“毛詩古音考”提出古无四声的说法以后,清初顧炎武“音論”便說古人之詩,四声可以并用;后来江永“古韵标准”又同意顧說。上古汉語沒有四声的說法,几为学者所公认。及至段玉裁“六書音韵表”則謂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孔广森“詩音类”繼之又說入声創自江左,古     

怎样理解艺术的创作过程

周谷城在《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对于艺术的創作过程有一个說法: “体现情感的东西之自身,即无异于实行的成果。这样的实现,可称之为理想的虛拟的实现。这样的实现,即艺术的实践”。“作家創作一件东西,体现清自己的情感,正如鮑山葵(B.Bosanquet)所說‘使情成体’。情感自身是不具形体的;虽很真切,却无法感人;摄入形体,成为一件东西,便能任人用感觉器官接触,使整个人格受到感动。形体构成之日,即創作成就之时。”对这段話略加分析,便可看出周谷城认为: 一、艺术作品即“体现情感的东西之自身”,也就是說艺术作品只表现情感,并非反映社会生活。     

“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黄遵憲詩歌中的民歌風格

晚清詩歌革新派代表詩人黄遵憲的詩歌创作活动,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尽管这个革新活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沒有徹底地把旧体詩加以改革,但它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新体詩的提倡來说,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單从这一点來看,我們就应該肯定他对中國詩歌的貢献。黄遵憲詩歌革新的中心思想是“我手寫我口”。这个口号虽然是他在二十一岁还很年輕的时候提出來的,但却是他很成熟的意見,因为他以后三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活动都是忠于他的这个主張,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实践來貫徹这个主張的。这只要我们認真     

論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黄遵宪(1848—1905)是我国近代的著名詩人,曾經被改良派首領梁启超作为“詩界革命”的旗帜大加推崇。以后之論黄遵宪詩歌者,往往不能尽脫梁氏論点的窠臼;不仅对黄遵宪的詩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評价,而且对黄遵宪詩歌中那些适应改良主义反动政治要求的东西也大加贊美。因此,对于黄遵宪的詩歌創作实有加以重新估价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