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和建构现代民族文化身份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纠缠始终的两大问题.五四时期,在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对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现代性单雏体认方式的否定性回应,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质疑进化论以暴露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局限性的同时,亦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论设想.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中庸平和的主张背后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现代精神,它理应和激进主义合力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程.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

科学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是一种社会力量。近代以来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传统文化转型不同层次的约束。继承“五四”精神,消除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科学精神传播的内在紧张,构建以科学精神为主体的新型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四”激进文化抉择的历史价值

“五四”激进的文化抉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五四”激进的文化抉择既具有启蒙的特殊语义 ,又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 ;揭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 ,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提供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指导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新的有效理论武器 ;摈弃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 ,大大解放了思想 ,为此后的物质、制度、思想、社会诸方面的全面现代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五四”精神:文化启蒙,还是个人自由?

本文试图从评述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入手, 探讨何谓“五四”精神。文中辨析了文化启蒙和个人自由在“五四”再造文明的观念中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 并据此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对“五四”精神的阐释, 即“五四”精神是一种对反抗权威的勇气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的高扬。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观照,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文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也从未停止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新文学以“自觉”的姿态建构新传统的同时,也实现了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层互动;二是文化思辨的赓续与演进,新文学在经典建构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延续了中国文学对人性、苦难及命运的文化思考;三是文化品格的创造性发展,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品格的深化,也充分体现出立足当下的精神品格。在大力提倡文化复兴的当下,重新审视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发掘五四传统的当代价值,探讨五四精神如何走向未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是公民社会行为的制度体系——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一点思考

中国历史学家称“五四”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对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发表点议论,是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从1919年到1989年,七十年的历程,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战略,全国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中国发展的进程空前加快了,呈现出一幅崭新的文化景观,发展的主流是令人鼓舞的。当然,任何发展,任何除旧布新的改革,都会带来社会的某些失调、不平衡和混乱,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也遇到了更为复杂的新问题。近些年来,我国的文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毛泽东、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论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层面研究发现，作为“农民的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其创作始终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旗帜，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民间文化立场，力图创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作品，将新的革命思想、现代民族国家精神播撒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中。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入手 ,试图从另类角度解读郁达夫小说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个性解放、忏悔意识、沉沦意识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论两湖早期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项迄今为止仍在行进中的事业,回溯本世纪初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自应有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湖地区的新文化人曾首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在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树立了可贵的批判精神;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抉择和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有过较好的辨析,并以新社团为中介体,将个人的思考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为“五四”时期新观念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提供了区域性的文化环境。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

儿童观问题是儿童文学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问题 ,2 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 ,集中到一点 ,就是“儿童观”问题。从五四“以孩子为本位”的儿童观 ,到 30年代“配合一切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再到八九十年代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 ,它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产生了变革 ,通过儿童观来影响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城市现代化与成都文化现代化简

城市现代化首先应是城市文化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非常迅速。作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认识到“文化强市”的重要作用并付诸行动，但还存在相应问题。在当下成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重点处理好文化产业化、文化资源发掘与文化传承保护、休闲文化品位提升、市民整体文化素质提升等问题。     

简讯

▲我校在3月15日——17日召开了山东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就“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与科学民主的关系、“五四”运动与现代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与精神,“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传统与新时期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颖     

"传统"与"断裂"的困惑--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的讨论

近几年,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否定五四的议论,引人深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保守体系的批判是猛烈而果断的,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路程,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也不等于"全盘西化",而是极力地提倡文化拿来主义.五四精神不仅涉及文化选择,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人性的改造、人的解放问题.五四精神不仅同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大计不抵触,而且有参照意义.     

颓废的一代--重读茅盾《蚀》三部曲

茅盾开端之作《蚀》三部曲并非政治与文学的简单勾联,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体验和个人情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刻画了深受“五四”影响而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革命下的“颓废的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五四文学的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选择了“悲剧性”主要是“社会悲剧”作为五四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双童批判，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嘲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对“悲剧性”的褊狭化理解遮蔽了它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使五四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广度显出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