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既非“小宪法” ,也非代议机关的制定法 ,而是宪法的特别法。这取决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内容、功能、名称和法律效力等。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性质的界定 ,不仅是学理问题 ,也是一个直接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际运行 ,乃至宪法的实际运行的问题。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其宪法的特别法这一性质 ,不因与宪法的抵触而无效 ;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是通过其特别法 ,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以实现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则相应地属于宪法解释 ,并因此得以改变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先例”。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论"一国两制"下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冲突与协调——以"居留权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为研究对象

基本法是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但基本法又是需要在以普通法为主的香港特区实施,因此,实施基本法与普通法的习惯必然有冲突与矛盾.法律解释问题涉及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并最终与保障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产生联系,于是大陆与香港两种法律解释体制的融合是"一国两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大释法成功地化解了香港的人口压力或危机,表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终审权的尊重.随着"一国两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现实、法制现实和法治现实,两地法律解释体制之间正在不断地磨合并逐渐走向和谐.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权的宪法学思辩

香港特区终审权来自我国宪法与作为宪法特别法的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该权力具有权威独立性、特别宪法程序性、终审范围有限性等宪法特性。内地与香港特区法院对这些特性及两地法系背景差异性认识的不足，引发了特区终审权的宪法失范。时此，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中“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条款之含义，亦可对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进行修正。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论略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香港和澳门实行不同于祖国内地的法律制度。因此 ,特别行政区有了独立的刑事管辖权。如何界定特别行政区的刑事管辖权 ;如何处理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的关系 ;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的概念、特征、渊源、原则以及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阻却等问题值得进行系统探讨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起草工作历时四年零八个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一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法律理论上研究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我国宪法体制为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的。因此,现行宪法理应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特别行政区内的宪法实施,应该坚持"一国两制"的要求:坚持"一国",意味着现行宪法应在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实施;实现"两制",标志着宪法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有所不同。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     

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已经远不能满足环境保护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修改完善势在必行。修改的指导思想应当坚持"宏观转向"与"微观重点突破"相结合,修改的模式应当以基本法为目标,以解决重点问题为立足点,向政策法和理念法倾斜。修改的重点内容主要是对原有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调整和转变,并对与环境保护要求密切相关的典型问题,如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公众环境权益保护等进行重点突破。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特征——回归后的香港法律制度系列谈之一

本文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宗旨、法律结构体例、法律的时间、空间和对人效力、法律解释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基本法的法律特征。     

我国刑法修正案立法的问题及对策

刑法修正案已成为我国未来立法修改的主要方式,但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法修正案立法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对此问题还未引起充分重视,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探讨。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有一定合理性,但《立法法》应对增设新罪是否属于"制订"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或解释;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生效时间不宜一律采用公布之日即施行的做法;刑法条文修改后个罪归属可作适当调整;刑法修正案的修改不宜过于频繁,其修改内容应该注意严密性和科学性;刑事判决书中应同时援引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要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已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这部法律文件的颁布及实施是我国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符合社会主义法制＂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标志着我国立法进一步完善。它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法律依据。因此学习并掌握该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其中的主要内容阐明作者的理解和认识。     

刑事立法语言之概念分析

刑事立法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立法语言。首先,它是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专门语言载体;其次,它是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载体;第三,它表述刑事立法意图,以罪刑关系为核心;第四,刑事立法语言使用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最后,它具有一定规则性。     

试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三个授权立法决定

本文分析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三个授权决定的主要内容,指出在当前改革深入发展和立法技术提高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对国务院的三个授权决定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建议依据<立法法>对国务院重新授权并作出相应规定.     

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于2007年年底前通过循环经济法。为使循环经济法成为一部高质量的法律,起草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所建立的主要法律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认真评估以往立法的经验教训,在立法体系上注意一法多规,协调配套,通盘考虑,整体推进。同时要处理好与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立法备案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立法监督制度,但却存在着法律规范粗疏、实际监督缺位的问题。为发挥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实效,备案制度应在主动审查制度、公民审查建议权的回复机制、备案监督程序和监督责任、提高人大常委会监督能力上予以完善。     

政治文明建设的主渠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然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只有把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才能充分发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主渠道作用。     

习近平对“三大规律”的创新性探索

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其前进发展遵循着特定的历史逻辑。在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脉络,追寻历史规律,提升历史自觉,推动历史前进,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把握规律、按规律实践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遵循,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走历史必由之路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三大规律”的基本论断,也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历史实践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进一步提升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奇迹的自觉和自信。     

论我国民事诉前调解程序之构建——以《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先行调解”为切入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公布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关于立案后的先行调解，我国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立案之前的先行调解，却尚付阙如，这与司法实践中诉前调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支持，各地法院诉前调解的做法大相径庭，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作深入分析，从而为我国建立统一的诉前调解程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