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简论古代三种类型赋作--为帝国、为科举、为抒发个人感情而赋

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可创作出水平不同的古代辞赋。其创作背景主要有三种：帝王影响、科举试赋及抒发个人的情感。帝王影响下创作的赋篇作品极多,赋家和赋作都受到重视。科举试赋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佳作难见。除此之外,赋家为自己理想愿望作赋或用赋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有可能写出动人肺腑的辞赋佳作。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马融作品研究

马融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文学成就也相当突出。他的散文作品为我们整体融铸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马融。其辞赋在模拟中有创新,体现出马融的才情以及东汉赋的发展变化。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和而不同、别开一格:新世纪台湾赋学研究管窥

台湾的赋学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辞赋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十五年里,又先后出版辞赋著作三十余部、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完成以辞赋为选题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约一百篇,此外,还有数十名学者连续参加各地主办的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议开展学术交流。这十五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与上世纪后半叶的前三十年或后二十年相当,而且在很多方面还有新的进展:(1)对于古代辞赋的研究论题已覆盖了楚汉至清的整个赋史,赋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赋史观念;(2)"台湾赋"研究的兴起凸显了新的学术气象;(3)热情参与学术研讨会和以辞赋为选题的学位论文的撰述,催生了赋学队伍的成长壮大;(4)台湾赋学形成了以微观为主,且评述相间的别具一格的学术风尚。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 ——谈康达维英译《山居赋》

在谢灵运的作品中,《山居赋》代表其山水赋创作的最高成就.关于《山居赋》的英译,西方学者涉足者甚少.在辞赋译介和研究领域造诣极深的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康达维,其《山居赋》英译充分做到了忠实严谨、自然流畅,颇得原作精髓.其精湛的译作,对西方翻译我国辞赋以及我们理解西方对中国辞赋的接受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夏侯湛咏物赋论

夏侯湛是西晋著名辞赋家,以才华出众称誉一时,声名仅亚于潘岳.其咏物赋成就尤其突出,或借物以发直道难爽之愤,或托物以言守正不移之志,或假物以寄恬淡寡欲之意,运用象征和联想的手法,借物寄意,托物抒情,使咏物赋既深刻又含蓄,具有慷慨任气,寄托遥深的特点.     

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是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赋及六朝文学专家.他积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辞赋的译介、研究及学术交流、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辞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昭明文选>所收赋篇的英文翻译;对汉魏六朝赋篇的具体剖析;对西汉赋家扬雄的全面探讨:对中国古代赋学若干专题的精深研究.康达维教授的这些成果代表了20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康达维教授也因此被海内外赋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     

韩国赋序简论——以《韩国文集丛刊》所载作品为中心

《韩国文集丛刊》所载赋序有150余篇,其中最短者10余字,简明扼要地交代写作缘起,最长者近千字,自成一篇完整的散文。有些赋序本身具有文学性,有些则交代创作动机与背景,有助于我们整体观照韩国辞赋创作以及相关的文化场景,也籍此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体在域外被接受和发展演变的背景。另外,赋序所反映的韩国赋家对辞赋文体的理解亦即辞赋观,对几无专门赋学理论作品的韩国辞赋研究而言,不啻为第一手文献资料。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辞赋研究 主持人语

回顾20世纪的辞赋学研究,是从古典批评向现代话语的转变,使辞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上世纪末的20年中,这项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入新世纪的几年间,在辞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赋家赋作的研究、辞赋史的研究、辞赋理论的研究诸方面,均有显著的成绩。刚刚过去的2005年,辞赋研究的成果,又出现两种突出现象:一是作为学科建设而出现的一批“集束”产品,在表明学科研究方向之实力的同时,也相对集中地彰显了辞赋研究的新创获。其中如“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中有三部辞赋研究著作,即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     

汉赋两题

释汉赋兴盛的原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上的两汉时期,是赋的兴盛时期。刘勰就西汉主要赋家论述辞赋兴盛的总势时这样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篇。大抵说来,西汉初叶,辞赋即呈现出勃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枚乘、枚皋父子小传

枚乘(前?—前140年)与其子枚皋均为西汉重要辞赋家。淮阴(今属江苏清江市)人。枚乘,字叔。曾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做过郎中和文学侍从。辞赋《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代大赋的前驱。该赋对“公子王孙”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作了真实的暴露和深刻的描写。文词伟丽,洋洋洒洒。它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引起后代许多作家的模仿,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据统计,唐以前仿枚乘之作者有四十家之多,汉武帝登位,派遣使者以“安车蒲轮”(以蒲草裹住车轮,使车子安稳)接枚乘来长安,因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