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点,是践行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首先,文化自觉,认清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语境.找准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话语体系的定位,客观评价中国发展和中国话语,在改革、发展中辩证地看待“现实的合理性”和“合理的现实性”,丰富中国文化内涵、提倡“中国主义”,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中国形象.其次,理论自觉,在竞争中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领导权.防止理论缺席,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要有国际文化视野和本土文化立场,用全球性的话语策略阐释中国价值.最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不是一个自我命名、自我确认就能实现的工程,而是一种需要广泛传播,被广泛理解和吸收,在实践中检验和兑现的理论系统.要以现代性、实践性和思想性为基础构建基本理论框架,要突出特色、以新人文精神扬弃旧人文主义,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以内容创新和传播运营发出中国的声音,在竞争中夺取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     

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文化发展与完善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而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科技能力的不断提高,并没有带来人的相应发展,反而使人走向一种片面化、平面化与物化。为了获得社会与人的和谐一致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与根本目标,进行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     

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

1930年代初，瞿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     

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

1930年代初,翟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     

需要的审美建构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球问题的凸现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想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产生这一"悖论"的根据之一.人的需要具有可建构性,这种可建构性可以消解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可以消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悖论".综观人的发展的当代境遇,消费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共谋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出人的需要幻象,人的需要被欲望化、虚假化和泡沫化,人的发展深陷"物的围困"之中.需要的审美建构是人类走出发展的当代物化困境的智慧选择,也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条件.     

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哲学审视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唯物史观关注的重要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和利益,因而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只有将促进入的全面发展确定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要义是既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又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促进人的发展应当注意五个问题:1.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重构政治价值取向;2.关注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3.明确“全体社会成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5.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目标。     

新时代人权话语体系与中国道路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话语的形成,蕴含回应性基调、特殊性言说和中国道路底色等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围绕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阐发,蕴含首要人权与最大人权的辩证统一、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依法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观,将人权话语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基于人权发展讨论中国道路的完善,需要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化人权发展与中国道路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人权发展注入更为丰富的实质性内容,彰显中国道路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世界意义。     

文化创新与人的全面素质发展

本文主要就文化创新的内涵、文化创新对人的素质发展的全新要求、文化创新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创新与人的全面素质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必然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小康社会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两者相互促进，社会才会产生良性互动.     

新世纪的青春写作与媒体运作

世纪之初的青春写作,借助于对网络时代青少年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的真实抒写,以及作家对唯美的语言风格的追求,形成了与新生代和新新人类对欲望与时尚的推崇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这种青春写作最终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时尚离不开传媒的商业化运作,是传媒对这种具有的独特写作方式和审美元素的青春写作进行有意识的包装和市场经营的结果。     

试论21世纪"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体系

本文认为,21世纪的高校德育体系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与20世纪的德育工作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分四个部分对这一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一、正确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二、正确把握学生在德育工作中的地位;三、正确认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四、正确领会“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最后指出,真正、全面、科学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是绝对地将“人”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凌驾于其他万物,而是在与自我、他人、集体、客观世界,乃至历史的关系中取得一种和谐、协调的生态关系,从而实现人的协调发展。     

论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深刻内涵与地位作用

近代大国崛起无不依托海洋,中国和平发展同样离不开海洋.海洋对国家强盛和民族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作为人们对海洋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认识,具有非常深刻的具体内涵,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海上力量发展的助推剂,更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人与自然关系新论--当前环境保护中的两个理论问题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问题,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长期以来,这个领域里有许多理论、观念一直被人们似是而非地认定和使用着.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在人权理论方面,应把环境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在生产力构成方面,应把自然环境作为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低于生活”的“新世纪文学”

当我们回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会发现"新世纪文学"尚处于"低于生活"的状态,表现之一是局限于反映生活的纷繁表象,不能展示当下生活的内在逻辑;之二是不能预示生活的流向和文化潮流的走势;之三是认同现实生活中那些非现代的意识而不自觉,沿袭那些非人性的思维而不自知。究其根源,既有客观根源,也有主观原因,更重要的是当下大多数作家思想和生活结合的能力不够。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新世纪以来,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力。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一般来说,文学编年史无意参与到"遮蔽"与"反遮蔽"的逻辑争论中,它们以一种工具性的自我定位,试图对整个文学史或特定视野下的文学史做出相对全面的勾勒。这种勾勒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料拼贴,而是让文学史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呈现其本来面貌,进而通过这种方式隐匿地传达出编者的文学史观念。文学编年史的著史方式追求一种客观精神和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史研究从"以论代史"到"以史代论"的思想嬗变。     

“回到现场”和“情境写作”——“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

融合文献考释、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学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融合心理还原、美学评价和思想省察,则是以王晓明为代表的学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回到现场"、展开"情境写作",是他们共同的学术旨趣、理想和诉求.相形之下,前者的著作是学者之作,后者的著作是才子之作.以"北钱南王"为代表的两个学派的雏形,正式跃出学术史地平线,开启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他们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范式,从学术路径上说,是自下而上的论从史出;从认知范式上看,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认知范式.研究者自觉建构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创建个性鲜明的学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渐入佳境的重要表征.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