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

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通过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60年代初到香港以后,他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王韬对日本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

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政策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回归亚州”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日本的亚洲观表现为殖民主义亚洲观、依附主义亚洲观和新亚洲主义三种形态。日本亚洲观的历史嬗变与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与日本向何处去这一日本民族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它具有矛盾的两面性，既促进了日本的社会发展，也给日本及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日本举国提倡“回归亚洲”的今天，日本能否对近代以来的亚洲观进行解剖与反省，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与亚太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杨逸文学的“中国特色”

2008年7月中国籍旅日作家杨逸成为日本芥川文学奖首位外国人得主,她的获奖作《时光渗透的早晨》以及其它作品描述了当代在日华人真实的生存状况。杨逸作品语言生硬、结构粗糙、对中国民族文化理解浅显,而要博取日本主流文化认同的倾向却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的语言应用、对迷信和无知等＂中国特色＂的有意渲染以及对主人公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立场及行为的描述上。杨逸笔下的人物对日本和中国的态度都充满矛盾,但作者对这一矛盾未做任何解释。杨逸获奖的原因值得深思。     

论18世纪日本的中国观——以《清朝探事》《清俗纪闻》为中心

自古以来,中国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受到亚洲邻国的重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在清军入关以前,日本对中国文化持学习、敬仰的态度,"慕华"心理一直是主流的中国观。而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急剧直下,贬低、甚至蔑视中国人。那么在清入关后以及中英战争前,对处于清朝康雍乾鼎盛时期18世纪的中国,日本又是如何认识中国的?鉴于学界对这一近世日本中国观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以成书于18世纪的《清朝探事》及《清俗纪闻》两本史料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旨在加深对这一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源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多侧面的独特视角审察中国文化,对自身有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     

东西文化场域间的探索——日本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之一

日本当代比较文学30多年来硕果累累,在文学"转型期"中其根本指向是对"文学"的重新叩问.从更深层次反思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日本式东方主义"问题的探讨应看作是日本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拓展;同时,对"近代"、"近代文学"的重新界定,实际是对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拨.当今日本比较文学在更宽广的视野下的跨文化、跨科研究戊势也值得中国比较文学界、文学批评界认真研究.     

数学本质认识的历史与发展趋势

数学本质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数学认识论发展经历了从柏拉图学派的“数学发现观”,到罗素、希尔伯特等人的“绝对主义数学观”,再到数学的“可误主义”、“拟经验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的转变。人们在对数学本质的研究与争论中,不断揭示矛盾,认识本质,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徘徊于理论与现实之间──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

跨文化的旅行活动和写作不仅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而且是促进本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潜在推动力.近代以来的旅苏游记塑造的苏联形象,成为中国人认识苏联实体的重要媒介,同时也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对于苏联的不同评价和情感态度.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苏联并非是瞿秋白一人的独白,而是处在众声喧哗中,是一个理论上令人向往实际上却魅影幢幢的形象,它蕴含着当时中国人民对于俄罗斯传统、苏联革命及现实的种种矛盾态度和评价.     

论福泽谕吉的技术观

近代技术体系不仅要求人们认识、遵循它的自然属性,更要求人们认识、遵循它的社会属性。福泽谕吉在继承日本幕府末期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脱亚入欧"的技术观呈现了技术的如下的社会属性:技术本质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技术伦理的功利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技术与社会关系上的技术多维主义倾向。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时,不仅吸收近代技术的自然属性,也接纳近代技术的社会属性,故能在制度上、体制上吸收近代技术的精华,这成为日本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