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考论

1918年,吴宓在梅光迪的介绍下,师从白璧德先生并终身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考论吴宓早年对文学的极大兴趣,与报业的渊源及其办报的初步实践,在"新关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道德自律,以及清华7年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倾向性接受等,初步构成了他的知识框架,呈现出好德内省、新旧兼蓄、中西会通的思想取向。这些不仅是吴宓游美期间(1917—1921)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种子因",而且也为此后吴宓及其同仁创办《学衡》杂志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可视为"学衡派"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新文学运动旧体诗之论争与反思

当年新文学运动领袖将旧体诗视为第一个需要推倒的堡垒,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与旧体诗所受的抨击,以及学衡派及其支持者与新文学支持者的论争,再到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以及引发的论争,都是这一背景下特定的文学现象.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

1922年《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柳诒徵以南高师、东南大学资深教授身份参与其事,成为学衡派重要成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尽管柳诒徵与其他主要成员在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学术渊源和治学志向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共同信念下,求同存异,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学衡派。     

论"学衡派"的学术文化理念

<学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言论机构."学衡派"在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在文化建设、教育实践和国故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心态和研究方法在民初整理国故的运动中独树一帜,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体反思.     

精英定位与"新旧"文化融合理念——论《学衡》语体的文化意义

《学衡》旧式语体的运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学衡派的文化主张有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学衡》杂志语体可读出三重意思——《学衡》杂志的学术精英文化定位、学衡派诸人的学者精英定位、学衡派"新旧"文化融合理念。对《学衡》语体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和剖析,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并由此管窥当时文化纷争的复杂局面。     

新诗须有形式

从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1期刊出胡适的《蝴蝶》(原题名为《朋友》,写于1916年8月23日),这就是相对于旧体诗的新诗。"五四"时期,胡适出版《尝试集》,郭沫若出版《女神》,当时还有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陈衡哲、刘大白等加盟其队伍,形成初期的白话诗派。新诗诞生距今已经百年。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试谈主编《学衡》杂志时期的吴宓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话题中,吴宓与《学衡》杂志是分割不开的合二而一的话题之一。说起吴宓,人们总是要提到《学衡》杂志;说起《学衡》杂志,人们也总是要提到吴宓。这一现象本身,表明了吴宓与《学衡》杂志的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吴宓从1922年1月到1933年7月,作《学衡》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历时11年又6个月之久,构成了吴宓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阶段。吴宓主编《学衡》杂志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时期,是吴宓“以筚路蓝缕之力”企图“为亚洲建一新希腊”的时期,也是人们念念不忘、非议颇多的时期。剖析《学衡》时期的吴宓,即可认识吴宓全人之大半,即可窥视本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人生追求和社会选择之一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乞望得到有关学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对五四时代孔子批判的再认识

“五四时代”大致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几年这段时期。当时新旧思想、新旧道德激烈论战的文章,基本发表在创刊最早(1915年9月),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上。其中与“批孔”直接有关的文章又大多集中在1915—1917年间,即袁世凯酝酿称帝(1913—15年)、“登基”(1915年12月)及被迫撤销帝制(1916年6月)羞愤而死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