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认同危机看中西现代性精神之差异--王国维和本雅明比较论

在现代性背景下,知识分子个体最大的精神危机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本文以王国维和本雅明二人为例,从认同危机的成因、解决方式和结果三方面,比较分析了中西方知识分子个体人格精神的不同,从而得出中西现代性精神的差异。     

现代性批判之“异常思”:施特劳斯论马克思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把他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但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拯救危机的出路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由此出发,导致了施特劳斯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否定性理解,即:在其对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施特劳斯实际上把马克思看成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顶点,他隐微地始终在同马克思进行论战,具体体现在历史、自由和哲学这三个概念上.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现代性的危机与哲学的重建

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存在着深刻的甚至是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根源于现代性自身内部的矛盾即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特别是根源于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分裂。与现代性危机相关联,哲学也处在完全相同的危机境况中。究其实质,哲学危机与现代性危机不过是同一危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理论映现和逻辑表达。当代哲学家们虽然为哲学的重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现代性的崛起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现代性,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发生学考察

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涵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生态后现代主义及其价值理念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即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的背景形成的,认为整体有机论和非二元论的生态方法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途径,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作为克服现代性的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生态后现代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理念.     

“启蒙”的复变:后现代主义逆流的多阶变导

现代性危机孕育了后现代理论的盛况,因为后现代理论的建构性倾向,引起现代性概念的出场.一个应启蒙运动而生的理性主义在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与审判,差异化运动成为新文化革命的热流.呼唤新的范畴、新的哲学范式和写作方式变得异常的急切,然而,无论韦伯的圣灵热火、哈贝马斯"未竟"的事业还是利奥塔的文化重建和福柯的生存美学都不过是夸大了文化的功能.现代性的危机还会成为后现代性的危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面对是否真的"回到事物本身".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和谐价值理念

现代性的外在危机与现代性的内在危机已成为当代人挥之不去的存在性焦虑,正是由于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才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性物质主义、实体思维和单面性男性精神的批判,揭示了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通过对精神家园的构建、关系思维的建立和女性精神的恢复,确立了灵与肉、人与自然、人与地方的和谐价值理念,它不仅仅是一种对现代世界观的抗议,更是一种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富有积极意义的实践.     

生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即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倡建立＂返魅＂有机论的后现代生态主义,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途径,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主张在保留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现代概念中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有机主义的世界观回归。这对处于＂现代化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历史契机。     

道德根基:主体与天命之间——现代性视域下的孟子道德哲学

在道德根基问题上,西方现代性道德与后现代道德皆陷入各自的危机之中,前者依于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将道德奠基在主体之中,以伦理的普遍性规范取代道德并进而遮蔽了道德;后现代道德解构了现代性道德关于伦理的合法性论争,在尝试还原道德本真的同时又陷入了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之中。孟子的道德哲学通过"尽心"、"知性"和"知天"的三个层次,将道德奠基在主体与天命之间,有效地避免了西方道德哲学的双重危机。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本文试图给予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道德以一种批判性的主题反思。从揭示“现代性” 道德的双重危机——即现代道德生话世界的价值危机和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入手,作者通过历史与道德、美德与规范两对基本的思想范畴,回答并解析了(１)“‘现代性’道德的双重化危机是如何造成并相互关联的?” 和(２)现代伦理学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症候及其诊断”这样两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由之检视了“现代性” 道德自身所处的“前”“后”历史处境、及其知识图景和思想命运。作者期冀,本文的理论分析尝试能够成为理解“现代性”道德之迷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表达一种建设性批评的理论姿态。     

进步强制之批判——以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切入点

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中饱受指摘,然而从更深层追究,现代性蕴含的对经济增长的无尽欲求,才是导致危机的根源。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打通对现代性所蕴含的进步强制进行批判,人类需要走出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是现代性的逻辑。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齐美尔论现代性危机及其消解

本文在对齐美尔《现代人与宗教》的文本解读基础上指出:齐美尔在对传统宗教起源论和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认识上,认为只有“后宗教”才能克服现代性危机。后宗教实质上是个体生命的内在宗教,现代性危机的克服不在于对传统宗教建制的现代化改进,而在于个体生命的内在实现。在此需指出,现代性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齐美尔从后宗教进行消解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视域,同时,也受到他所在社会的局限。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生态后现代主义: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建设性的后现代的一支理论劲旅,它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即机械自然观、单一性的男性精神、经济主义意义观等视为现代性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省。在深入发掘这些作为现代性的深层思想基础的各种理念、因素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同时,它倡导有机自然观、恢复女性的文化象征,标举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提倡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其目的,是想探寻恢复生态、救赎人类的理想之路。这无疑是一种既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又有深度理论价值的探索。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本体论和崭新的生态世界观,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是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