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

金元易代之际,山东东平继承了金代学术风尚,成为北方的重要学术中心.元统一中国后,随着南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东平学风发生了向理学的转向.造成这一转向的时代动力是儒学在元初丧失文化核心地位而引发的生存危机.以延重开科举为标志,在尚文章的文士和重德行的理学家共同推动下,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的过程.     

20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

2 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有关元代理学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世纪初至 4 0年代、5 0至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四个阶段 ,经历了一个初兴、沉寂、重兴、趋盛的发展过程。元代理学研究的进展 ,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历史、文学、教育、医学、宗教等方面研究的进步 ,但它本身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和会朱陆: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

和会朱陆”是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 1)在人性论方面 ,虽然承袭了朱熹的人性二元论 ,但强调学问之功大而气质之用小 ;( 2 )在本体论方面 ,发展了朱熹以心为“本”的思想 ,将心提升到本体的地位 ,进而否定了理本体论 ;( 3)在修养论方面 ,背离了朱学的“道问学” ,而弘扬了陆学的“尊德性” ;( 4)在为学目的方面 ,反对“离去事物以固守其心” ,弘扬了儒家“躬行”与“致用”的优良传统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元代诗文衰落与中国士文化关系浅探

从文学史的高度看,元代诗文衰落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种衰落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本文认为士文化传统中的"济世"传统的失落与理学传统的禁锢对元代诗文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而导致元代诗文的衰落。     

元杂剧与理学关系论略

在元代,理学与杂剧的发展、兴盛、衰微几乎是同步的;元杂剧兴盛的中心也是理学发展的基地;元杂剧中成就最突出的清官戏、婚爱戏与宋元理学的影响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那种认为宋元理学是元杂剧发展的桎梏、是导致后期元杂剧衰落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新理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戴震与理学

戴震既终结了理学又没有终结理学。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戴震与理学同属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主义价值系统,故戴震没有终结理学;从政治层面看,戴震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理学官僚杨锡绂与18世纪理学经世

关于18世纪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理学与经世的关系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本文以理学官僚杨锡绂为引,试图对以上问题,以及理学与18世纪中国的发展走向等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谢铎的理学思想与浙东学派

谢铎是"茶陵诗派"重要作家,又是一位理学家.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浙东理学由清一色的尊崇程朱之学,逐渐开始了向新起的阳明心学转化的过程.谢铎继承程朱理学,又有较高的史学修养,从而使其理学主张呈现出经史互证的特点.通过整理台州的乡邦文献,他形成了较完整的台学源流观,这为浙东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此外,谢铎的理学思想又对浙中阳明学派有深远影响.     

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

道统与文统说形成于南宋。元承宋后 ,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影响元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文章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韩愈以至宋初古文家认为道统与文统是二而一之的 ,但宋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 ,于是形成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立 ,此后文、道各有统绪。宋末及元人认为 ,这种文道分离 ,造成了文道俱弊的局面 ,于是倡导文道合一。元中期代表性的文风就是在文道合一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但元中后期道统衰微 ,文人们又有离道的倾向 ,文道又呈分离之势。在文人离道倾向影响下 ,生发出元末文学思想解放的萌动。     

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

程颢、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轮回报应等思想持批判态度,对禅宗、华严宗的本体论、心性论持吸收融合的态度.从二程兄弟哲学异同的角度看,程颢较多地吸收了禅宗的佛性、真如、本心等本体论、心性论的形式,使他的思想具有心本论倾向.程颐较多地吸收了华严宗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等本体论、心性论的形式,从而形成了理事二分的理本论.     

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     

朱熹理学与以德治国

朱熹理学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了南宋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把“正君心”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强调君主“自家有这德”。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对内“认百姓为自家百姓”,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充分发挥理学特有的道德功能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同时,朱熹理学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一种“人治”思想,这是现代法制社会提倡“以德治国”思想时人们必须注意的。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