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良知是呈现”如何可能

熊十力建构哲学体系之目的在于"见体",见体之工夫,就是良知之呈现。"良知是呈现"既是哲学命题,也是道德实践的要求。良知是个"实",故其有实践的力量。良知是本体,故其能涵摄一切而为宇宙之大主;良知又是即本体即工夫的,故其有体用不二之特性。良知又即生命,故其精进不已,故故不守。通过对"良知是呈现"进行阐释,既可以厘清熊十力思想体系中的体用、内外、本末关系,也能展现其关于本体论、心性论与人生论的思考。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论王畿工夫论的三个层次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对以为王畿哲学无工夫论的传统思想提出异议。并认为王畿的工夫论分三个层次,即百姓致知工夫、贤人致知工夫、圣人致知工夫。百姓以知识为基础,从有上立根,时时寡欲,从有以归于无。贤人从德性之知入手,保任良知。圣人仍需工夫,但却是无欲工夫,是无工夫中真工夫。     

陈白沙心学的德性进路

陈白沙心学的德性进路即陈白沙心学的成德、成圣路径。陈白沙继承了孟子"集义"的德性进路,他认为成德、成圣的根基在于"立本",即通过日常生活中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以体证仁、善之为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在"立本"的基础上,陈白沙的成德历程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提撕、唤醒的"勿忘"工夫为主,由于陈白沙并未透彻地理解"勿忘"与"勿助"体证工夫的辩证关系,因用功过度而导致了心疾;第二阶段以"勿助"工夫为主,陈白沙逐渐领悟了"勿助"的含义及其对成德、成圣的意义,即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顺理推演的自然过程,不需要任何的助长。至此,"勿忘勿助之间"成为陈白沙心学成德、成圣的基本体证路径。在此基础上,陈白沙构建了本体自然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     

论王阳明悟道的三重体证——兼辨“神秘主义”论

理性主义哲学将王阳明乃至心学一系的悟道体验称作"神秘主义",认为所悟乃"纯粹意识",是"偶发""个性"和"主观"的,把握不到客观实在。然而,回到心学自身传统,阳明走的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直觉体证进路:他借助佛老的虚寂本体转向儒家道德本体,以"生生"统摄"虚寂",上达仁学,是为本体体证;又以解悟、证悟、彻悟为工夫次第,通过长期理论学习和现实磨炼,由渐悟而至顿悟,是为工夫体证;阳明久疑于"格物致知"问题,终在龙场大悟,由主体而上遂宇宙境界,是为境界体证。经此三重体证,阳明悟道体验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实践品质,其既不是所谓的"神秘主义",也非纯粹的理性主义,而是隶属中国哲学体证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诠释学背景下,应重新认识此一传统形上学的特点及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认知模式的探析

为了揭示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思想意义,采用儒家经典解释学思想的方法,认为"致良知"就是良知从人心的"本然之知"回到本心的"明觉之知"的过程,它的逻辑就是由体到用,最后回到体,亦可以称为"知行合一",即本体的良知与主体良知的合一,以及主体认知与主体实践的合一。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 这不仅是聂双江、罗念庵质疑王龙溪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实践困境. 双江、念庵立根于"未悟之因地",而龙溪立根于"已悟之果地",其"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具有非对象化体认维度. 泯合对待、当下呈现、自证自知、自我圆成,这是龙溪与双江、念庵对象化思路的根本差异,也是双江、念庵无法契会龙溪思想精义之所在. 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是以"信得及良知"来纯化意识,回返本真. "见在良知"所彰显的"不二"维度,将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主体性意涵发挥至极.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

[提要]河洛王学是自明嘉靖而始延宕至明末的、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个阳明学流派，以尤时熙及其弟子孟化鲤、再传弟子王以悟和张信民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特重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求得此一体之仁为根本学的，以见之于日用伦常的知分、安分、尽分为核心工夫。天人一理，万物一体，良知、仁德万物皆备，皆统摄于此原本的一体流行之中。缘是，致良知就是求此“万物一体之仁”，在工夫上便是任运人人本具的良知、仁德的自然呈露，安于见在之分，随所遇而尽其分，是为“第一义”的顺适工夫理路。同时，用工夫以复本体的工夫理路也未被忽视，他们多从常人如何用功的层面上主张无我以复真我、去嗜欲之遮蔽以复本体之精明的工夫，表现出了丰富、整全、切实的工夫面相。     

戒惧于不睹不闻——从《括言》探聂双江“归寂说”之雏形

从《括言》之主要内容来看,聂双江在1537年提出了一个以"不睹不闻"之"未发"为本体、以"不睹不闻之戒惧"为工夫的思想体系,并在1538年具体呈现了这一思想体系既"融贯"又"分辩"之特色。此既为聂双江之"归寂说"提供了具体雏形,又为聂双江思想形成之"动力说"提供了某种辩证。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良知与孝悌——王阳明悟道中的亲情经验

耿宁先生在其巨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将王阳明良知三分为:向善情感的自然禀赋意义上的本原能力;作为直接的对自己意向的伦理价值意识;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通过对王阳明最天然、最纯真的心灵孝亲意识和作为内相的孝亲情感和经验的描述,以及孝悌亲情即良知的考察,文章试图指明作为自然良知的孝悌之爱不仅是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发端和导引,而且作为孝悌的原初经验是心即理之根。     

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陆原静为学进路的展开及其意义

作为阳明高弟,陆原静素以喜好修养工夫为人所熟知。《传习录》收陆原静的问学内容,较为清晰地展现其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的学思转进。转进始终围绕如何认领良知的为学进路问题展开,并反映出追求良知、体悟良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知识化追求与对象性体认。而这种追求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得良知在知识进路与对象性体认的主导下演变成一种思辨话语,从而丧失成德工夫的有效性。陆原静在为学进路上的困境与转进,既是王门弟子广泛出现的问题,也是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所要解决的重大弊端,从侧面显现致良知教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