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战略的措施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为了巩固国防,开发边疆,调整人口布局,安置灾民,实施了有针对性、有计划的“移民实边”战略。这一战略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列强尤其是日本、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步伐,增加了官府的收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旅平河南赈灾会活动始末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河南发生严重旱灾 ,旅平河南赈灾会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 ,他们经过比较周密的部署 ,将数万嗷嗷待哺的河南灾民移送到了东北 ,并尽可能地使灾民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旅平河南赈灾会的此次灾民救助活动在民国河南灾荒救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商会是一个互益型民间组织,但在动荡岁月中动员上海工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筹募急赈各省水旱灾民,"九·一八"后筹募救济东北难民,救助遭受天灾战乱的本埠贫民难民,发挥了重要的慈善救济公益性作用.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体现了它在兼顾社会责任和会员利益、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权力权利的制衡和互动中的相机选择,反映了商会与政府、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在特定时期的相互关系.     

论灾民行政救助的法律控制

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频发,各级政府在应对灾害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然而作为救灾主体的行政机关在对灾民进行救助的过程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与灾民行政救助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相对薄弱,本文试图从法律层面界定灾民行政敕助的概念、分析灾民行政救助的模式和法律控制的必要性,从而为灾民行政救助纳入到法律控制之中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应急救灾三方博弈模型研究

基于大型灾害应急救灾的特征,提出了用于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灾民行为的三方博弈模型。首先证明了在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此三方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并对均衡点进行分析,其次,研究了此模型框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指出由于政府和灾民的相互不信任导致救灾效率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并同时给出改进效率的一些建议,最后对此三方博弈模型的优缺点进行分析。     

从铁路政策看东北地方政府的治边思路

"九·一八"事变前的民国时期,是东北自建铁路发展最快的时期。其间,东北地方政府坚持自主筹资、自主设计、自主管理的铁路政策,以及铁路修成后实行铁路联运、减免货运、客运价格等运输政策,推动了东北边疆的经济开发与社会稳定。从这些政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东北地方政府抵抗侵略、保证路权、维护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以路治边"思路。     

东北自建铁路网计划的演变及其特点

本文从清末民初到1930年东北自建铁路历史阶段的划分、地方政府四次自建铁路网计划和筑港计划的内容、设计思路、演变过程及其筑路原则等几个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东北地方政府自建铁路与边疆治理的关系。     

东北自建铁路面临的难题与财政难题的破解

甲午战争以后,俄、日、英三大列强控制了东北铁路干线,从此,东北铁路变成了列强侵略东北的重要工具。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抵抗侵略,开发边疆,决心自建铁路,但遇到了外交上受制于以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经济上受制于中央财政干涉等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东北地方政府从破解财政难题入手,开始了大力兴办自主筑路的事业。     

公共产品供给、社会资本与获得感——基于灾区重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灾后恢复是一个资源重整和再生的社会过程,政府通过公共产品供给进行资源调度,增强灾民的获得感,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考察灾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价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获得感有助于避免无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8年汶川地震灾民调查数据,主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社会公平性产品评价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社会公平性产品评价对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影响效果在不同性别、受教育情况和婚姻状况的个体之间具有明显差异;(2)社会资本对社会公平性产品评价与获得感间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果意味着政府在灾后重建中应更关注公共产品供给规划,从更精细的角度考虑不同灾民群体需求的差异与变化,从而不断提升其获得感。     

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研究

新四军所在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救荒的措施,如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赈济灾民、发放贷款、提倡互助、减免税收、扑灭蝗虫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的特点是：政府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重视工作效率与工程质量,鼓励生产自救。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政策的推行,保证了根据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改善了灾区群众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巩固了根据地政权．     

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仙道救急及其民俗观念

明清时代鼓励民间自救和侠绅助赈。文学文本的记载表明，侠绅赈灾民俗记忆与传统美政理想关系密切，可成为官府的有力补充，讲究救灾捐助而又不伤及受灾主体自尊。赈灾需要孳生了神仙异人的民俗想象，而豪侠义士期盼也是对侵赈冒赈等恶劣现象不满的文学表现，实现获得救助的民俗心理显现。侠客与清官联盟的最大成效，莫过于帮助清官惩贪济民。仙道救急书写的对象化意义不容忽视，既是被灾者主体意识的迸发，也是单一生产生活模式的折射。御灾文学一再重申仙道救急中“法术”与神技的功能，也是大众期盼新生活的心理投射。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私协力:非协调约束下公私灾害救助困境的破解

以往大部分文献从经济、政治和管理等角度对"全能政府"与灾害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过于重视政府角色的扩张,或者讨论当 "政府失灵" 及"市场失灵"时,非营利组织可以协助解决.然而在灾害救助过程中,非营利组织也可能产生"志愿失灵"情形.若要解决三个部门"失灵"的问题,可通过建构"公私协力机制"来解决.社工非营利组织能发挥积极的"补充性"而非"替代性"作用的观点,通过志愿服务、公民参与与政策倡导等方式,非营利组织督促与协助政府开展救灾工作,克服政府由于威权化和分权化所导致的反映迟缓的缺陷.对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而言,这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博弈",当然,最大受益者是广大灾民.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包世臣的荒政思想：衰世中的民生关怀

包世臣是鸦片战争前后杰出的经世思想家之一。他了解灾情，深悉其害；褒扬循吏，反对讳灾；立足政治高度，把握荒政要领。鸦片战争前，他指出烟、酒、鸦片是使人民穷困而不能防灾的直接原因，建议陆续稳慎地控制烟酒经营，并严禁鸦片输入；战后，他较早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是导致民贫而难以救荒的重要因素。他的荒政专论筹划周密：政法方面，他主张缓刑，同时加强治安，严惩粥赈舞弊，注重用人；社工方面，他建议利用富户捐赈，调节贫富对立；经济方面，他讲究救荒物质的掌握、采买，精打细算；技术方面，他精心考虑粥赈、平粜的程序，总结麦米加工方法。这些思想，表现了他对衰世民生的深切关怀。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局限

防灾救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工程.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惨重.国民政府采取诸如发放赈济粮、款、以工代赈、修渠建库、植树造林、建立居养设施、防疫治病、仓储积谷等赈济灾民的救治措施,加上民间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的治灾救荒,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也未能达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建立防灾救灾的基本制度;科学知识极端缺乏,借助科学技术防止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不足;未能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群众性生产自救能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