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兼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及历史基础

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学术历史传统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的学术成果,又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的阶段性探索,也是数字化时代的知识生产、创新及体系化。数字政治学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权力运行规律,数字政治经济学是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数字要素和历史因素两个维度研究人类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是政治经济学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数字化和时代化发展的结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不仅能够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知识生产及学术话语权垄断,而且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学术创新及人类文明进步。     

数字鸿沟的多维透视

数字鸿沟与数字机遇是技术悖论在信息社会的突出表现。数字鸿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但它实际上表征着丰富的内涵,可从技术、制度、文化和价值等多个层面去透视和把握。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既要积极地去应对,又不失理性的态度。     

数字劳动的资本积累逻辑探究

数字劳动过程产生的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商品和资本的新形式，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另一方面，由于数字资本的逐利本性引发的经济无序扩张，也可能助长平台经济垄断、影响实体经济、侵犯消费者福利和阻碍创新等不良社会经济现象。要通过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加强数据监管、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制定相应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使数字资本在有效监管下有序健康发展。     

数字出版与大都市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我国现有12个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从自身建设上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十分注重产业平台建设。从功能架构上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重视架构不同的功能分区。从总体发展布局和竞争态势上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注重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建构我国数字出版大都市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充分数字出版产业集聚效应,应进一步发挥出版企业的主体性,激发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发展的潜能;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驱动数字出版产业集聚跨越发展;由"规模发展"向"效益发展"转变,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发展的正向效益;建立健全数字版权保护机制,健全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发展长效保障。     

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根本力量。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主体,如何通过数据赋能与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升级,首先,数据与数字技术分别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通关密码和赋能工具。其次,基于数字技术驱动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实施流程再造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再次,基于数字平台赋能打造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支撑的数字平台,重构传统价值链和塑造新的价值创造及传递方式,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最后,基于数字生态共生拓展行业边界实现跨界整合,构建数字生态体系引领行业整体数字化升级与跃迁。这些结论对数字经济下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有所借鉴。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审视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危险,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正视数字技术的隐忧。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技术阴暗面的整体性视角,在此视角下,破解数字难民的困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权利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可能,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终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破除对数字化的迷思,还原其工具理性的本色,警惕其对价值理性的潜在威胁。在对公众数字权利加以保护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拜物教批判视域下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解蔽

在数字化大潮中,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被数字拜物教美化和遮蔽。基于数字拜物教视角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是切中其霸权意识形态统治本质的关键路径。数字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数字殖民密不可分。数字殖民作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方式,不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实现了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同时还以平台为传输中介,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世界各地。在数字拜物教虚幻性、遮蔽性、颠倒性的意识形态性质基础上,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运转进一步掩盖了数字帝国主义输出意识形态的霸权逻辑。以拜物教批判为基点,揭穿拜物教机制遮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骗局,洞悉其统治本质,并且在实践中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发展目标,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为彻底消解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统治,形成更适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文明新形态积蓄现实力量。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数字时代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应符合某种道德观念，因此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在数字时代，各种数字设备与人类紧密结合，形成了“数字自我”。这个“数字自我”可能比行为者更清楚地知道行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它为行为者出谋划策，甚至依据某种道德观念或政治立场违背或修改行为者的意志。如果依照积极自由理论将“数字自我”的所作所为阐释为自由，就可能出现以赛亚·伯林抨击的“强迫自由”悖论，使“数字自我”转变为“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可能演变为“数字极权统治”。因此，人类只有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对数字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才可能避免数字极权的到来。     

基于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韧性治理

面对社会风险的各种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开启了韧性治理的新引擎。数字素养与技能在智能生活应用、技能学习升级、数字效能增进和技能创新驱动等应用场域融合着韧性治理关系。文章从韧性系统能力提升维度，解构数字素养与自控制、自组织、自适应三种系统能力的应用逻辑。完善知识迭代更新与创新驱动的数字素养协同机制、建设普惠共享与公平可及的数字服务平台、培育数字素养与技能兼具的数字公民，是从柔性数字体系、数字孪生应用与数字治理动能等方面提升韧性治理水平的有效解。     

数字人民币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机制与路径

数字人民币基于信息共享机制、风险管控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持和保障,推动数字经济主体间协调合作;数字人民币通过加强数字经济宏观调控、强化数字经济金融监管、扩大数字经济消费需求、加快数字经济跨国交流等路径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规范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强化对数字经济调控效果;防控数字人民币金融风险,提升对数字经济监管效能;培育数字人民币使用习惯,增强对数字经济消费支撑作用;增强数字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促进数字经济国际贸易开展。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拜登政府的数字合作战略：意图、行动与限度

《数字战略(2020—2024)》标志着美国拉开基于美式价值观的数字合作“大幕”。该战略具有以下三点意图：一是将所谓民主价值观置于国际数字合作的首位,强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二是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市场,增进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效益;三是塑造符合美国数字规则偏好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提升美国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方面的领导力。目前,拜登政府正借助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共建所谓“数字民主俱乐部”、完善私营部门参与的跨国数字合作机制、塑造与“美式模板”相匹配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等三个主要方向推进数字合作行动。然而,拜登政府实施数字合作战略的进展有限,正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制约。美国试图“提升新兴数字市场自力更生能力,构建开放、包容和安全的数字生态体系”的两大目标恐难以实现。     

数字世界的位格及其关系——起于ChatGPT允诺全新数字化生存可能性的研究

当今世界是数字世界，数字世界有先验数字世界、人的意识中的数字世界和物理的数字世界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都是人的存在形式，是人的三个位格存在，因而其本质关系是人的位格关系。传统形而上学是外在于存在者的不可知的终极之物，而数字时代，传统的存在者被组建为事件，数理逻辑、算法成为事件的支配力量。数字时代存在者转换为事件，世界成为事件的集合，存在者的革命同时带来了世界的统一性革命，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认识论的世界统一性，提出世界的生产统一性，而生产统一性在数字时代发展为万物互联。数字技术模糊了数字世界的位格关系，数字形而上学与实存相同一。     

数字禁忌的文化内涵

数字是重要的文化语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会让人联想到幸福、长寿、灾难、死亡,也让人产生或喜好或厌恶的情感.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数字禁忌.透过数字禁忌本身来观察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它所折射与反映的文化内涵具有久远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而且它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的约定俗成,又是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组成部分.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