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视域中的网络论坛治理探析

网络论坛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全新公共话语空间,也是现实话语空间在网络中的扩展和延伸.网络论坛自由性、开放性、互动性特质决定了对其只能是治理而非管制.因而,要从治理的理论视角,运用治理的方式手段建立论坛秩序,构建和谐论坛.     

网络事件、网络话语与公共领域的重建

2003年以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网络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事件最初通过互联网引起公众的注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网络开始搭建起一个公众自由言论的平台,成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网络话语已经成为公共讨论得以延伸到各个领域的重要力量,并对社会现实产生广泛影响.一个基于网络虚拟空间的话语力量的兴起,正在塑造出我国公共领域的新型结构,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一种基于诠释学立场的解读

哈贝马斯构建公共领域学说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蕴.从历史上看,宗教早已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并且宗教本身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多元的社会里,宗教共同体和宗教话语更是公共领域多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 ——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谈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一词,并指出了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的发展挤压甚至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推论适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大领风骚的时代,公共领域不是转型了,而是回归了。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的理论,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结合起来,力图克服自由与民主的冲突.在他看来,体现民主本义的人民主权,就存在于交往活动中,是人们在符合交往理性的、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中,达到话语共识而形成的.这种存在于自由地批判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的话语民主,为制度化的代议制民主提供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为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提供了理想的方案,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追寻政治理性的社会基础——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探析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深层意蕴在于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不懈追寻.哈贝马斯在这一思想中描述了曾经作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崩溃;提出了重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的构想.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这一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追寻中凸现.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比较

公共领域概念的独立提出,应该归功于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使公共领域理论步入新的时代,她从独特的视角,宣示了古典政治的来临;哈贝马斯则是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丰富并系统阐述了公共领域理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理想类型",并提出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从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史上看,哈贝马斯是阿伦特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他又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框架,建构起更为全面系统、丰富合理的公共领域理论。     

数字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探析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话语呈现出虚假信息泛滥、过度商业化、观点两极化等异化现象。公共话语异化现象产生的本质是大众在互联网世界中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网络传播的回音室效应造成公共话语异化程度日益加剧。确保公共话语真实性,保持客观理性,明辨话语事实和真相,是我们走出公共话语异化困境的基本对策。     

网络公共领域研究中的“哈贝马斯依赖”现象评析

剔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具体内容,把它抽象为普遍适用的"真理",然后类推网络公共领域的涵义、特征和作用,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过度依赖和简单套用。深化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需透过网络回到现实生活中,对其所指对象、内外部边界做出明确的区分。客观认识网络公共领域特征的复杂性,既肯定其优点,也不否认其不足。尤其是应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功能,批判、抗争的方式虽必不可少,但不是也不应成为最主要的形式,合作性参与及其转化形式才代表网络政治参与的趋势和方向,也才能真正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优势和建设性作用。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探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反,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威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性危机,它属于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应该形成具有独立空间力量的"交往共同体",最终将之建构为一种不断产生实质性的批判、辩论、审视的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机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合法性的源泉.     

公共话语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建公共话语的努力。这种公共话语,既是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更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还是二元化的,只有"五四"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才是一元的、彻底的。依托这种公共话语,文学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具有公共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才是可能的。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网络政治实践考察

网络作为政府与公民沟通的平台,发展网络政治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话语政治的积极实践。以案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对我国网络政治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实践考察。分析发现：网络使政府与公民的角色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政府由不作为到积极行政,服务行政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个体政治角色正在发生从臣民到公民的现代性变迁;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优化网络政治发展的路径在于推进行政改革,扩大行政参与的有效渠道,提升公民网络参政能力,发挥网络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平台作用,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公民与政府友好和谐的网络议政参政机制。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视界下的道德共识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道德领域,创立了话语伦理学。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间性是奠基性和表征性存在,就话语伦理学而言,这表达了他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共识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生活世界——道德共识的存在界域;交往理性——道德共识的内核;话语——实现道德共识的沟通中介;可普遍化原则、对话伦理原则——实现道德共识的基本保证。哈贝马斯关于道德共识问题深刻且富特色的思考,能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试论近代以来上海都市中的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解读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与“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公共领域的产生及其市民的交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交往理性”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     

网络交流对“公共领域”概念的修正

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网络交流使哈贝马斯的设想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并在实践中对其"公共领域"理论提出质疑.网络从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修正:网络真正实现了平民化,模糊了性别界限,并且在内容上日益凸显其女性化特征;网络以情感传播方式来寻求理性和正义,从根本上颠覆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私人领域概念;网络自下而上的交流方式决定了其差异性,这相对于哈贝马斯对共识、规范和正义的执着更体现出对现代文化多元论事实的尊重.     

“网络事件”生成的时代因素探析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是人们自由表达意见、自由开展对话的公共空间。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得以重新建构。它不仅成为大众参政、议政的平台，而且，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新型公共领域逐渐演变成为网民宣泄情感的工具和自由狂欢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