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安排: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

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彼此在各个层面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现象,既是儒、佛诸家在中国社会中相互融汇、长期共存的基础,也使中国古代社会因为有了几种非正式制度形式而尽可能地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从而呈现出较长期的稳定与凝固。     

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

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对立,是形成于民间并为民间普遍认同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调整对象的民间性、法律渊源的经验性、效力范围的＂地方性＂和保障机制的多元性等四个方面。不可置否,民间法也是一种法律,因此从规范法学角度也可以根据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与方法把民间法划分为六大类。     

软法视野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与硬法相比,软法的调整方式主要是在传统的行政执法与管理中尽可能地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软法缺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引入软法治理模式,效果可能会完全不同。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很多强制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都是采用软法治理模式,但没有引起法律实施部门的重视。软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起到多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软法对硬法进行补充;软法与硬法相互转化;软法与硬法协同治理等。     

谚语中的法文化——民间法的视野

谚语是不成文的知识表达方式,内含着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谚语中也有所表现.通过汉族谚语的分析发现,民间法在谚语中通过口耳相传一直运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反映了人们的法理念、认知以及对国家法律的态度.无疑,谚语在法治建设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乡土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藏区民间宗教、文化习俗背景下的生态法

本文选择藏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传统文化、习俗、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藏区这一特殊的文化场域单元区块中探求法律民间实施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为更深入地了解法的民间根植以及未来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上的视角。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民间法”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法”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认为,我们很难在极其抽象的意义上对“民间法”作出一种理论解说和评判。并进而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不存在普遍法则,只存在具体的案例中所体现和表现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和判断。作者的以上结论是针对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的讨论中对“民间法”无限褒扬的趋向,以及对“民间法”所表现出的一种抽象而虚无的理论评判的研究趋向。并且想着重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重要的不在于它叫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     

佛教现代化背景下戒律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一场争论入手,运用大量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戒律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佛教戒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环境进行整顿,方可契理契机,妥善解决。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作为村庄内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即“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作用。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家正式制度全面进入乡村社会,但乡村社会依然保有若干乡土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无法保障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存在着张力与协同的可能,只有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协同,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化与调适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 ,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调适 ,着力揭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形下 ,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探讨在转型期社会分化与重组的条件下 ,如何看待民间法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     

公民社会培育视野下的四川农村民间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程度,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状况,而且表现为社会的发育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使农民感到需要组织起来,而且使政府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四川农村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并顽强地发展着,这些组织主要的和大量的是经济组织,它们对于发展生产、化解矛盾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们尚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

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检视和反思,可能再一次触及传统的西式理论困局。同时,也可看到这类理论困局的现实折射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这表明,我们所持理念、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会预定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实践取向。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国家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当是合作的三维。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过程,而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民间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主体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民间法"必须实现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提出"民间法"研究的不同视角,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参与者无论在类型上、参与方式上,还是在含义上均有别于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法"中的法律关系主体.通过对"民间法"和"国家法"中的社会关系主体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明确"民间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主体,是关于"民间法"含义的最好的说明方式,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以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传统民间游戏的源流、价值和保护

民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营造文化氛围、赓续文化血脉、推进文明进程、培养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民俗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作为民俗重要内容的传统民间游戏正处于飘摇之中,现状并不乐观。积极、合理地保护传统民间游戏,不仅是民俗文化理性传承的需要,也是塑造民族精神、促进人类健康的需要。     

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地政制度近代变迁的民间表现

传统法律的近代变迁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主要交由民间习惯和规则来加以调整的地政制度,其变迁也首先表现出其民间特性.在产权确认制度、契证管理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勘丈制度中.这个特性都有集中的表现.地政制度在民间的变化为国家法律的变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民间金融制度构建的战略路径探析

解脱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根本出路是建立民间金融制度。在民间金融制度构建所面临的机遇和约束条件的共同作用下 ,其战略选择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竞争性的民间金融制度与国家垄断金融制度并存 ;第二阶段 ,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最终成为我国的主体信用     

民间法视野下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兼与汉文卖地契的比较

以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为材料,从民间法的视角,研究了卖地契中的亲族权利、官私转贷、违约责任和证人等问题,并就其特色与汉文契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尽管西夏文契约与汉文契约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相类似的方面更多,因此与中国传统契约文化一脉相承。     

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处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的增加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信访量不断攀升,人们的信访行为不断升级,形成了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文章以地方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信访洪峰”形成的背景原因和民众诉求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信访制度承栽的弥合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