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视域中的西南边疆及土司研究

到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时,当年汉武帝所开拓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边缘地带——曾相对稳定的朝鲜四郡、南越三郡已先后自立,但素来交通闭塞、瘴疠肆虐、经济文化独特、割据势力强劲,风雨飘摇一千余年的西南夷之地依然掌握在清廷之手。这是因为该区域是元世祖忽必烈龙兴之地,他在此创设行省、创制土司制以加强统治;明朝则希冀利用该地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建立后方基地,以此严防北元重新占领西南,掊击其后背;清朝则为了防止蒙藏势力与西南土司势力合流、保障滇铜供应,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以强化对西南的经营。上述三朝的有力举措,辅之以明后期以降携带着耐高寒、耐瘠土且高产的美洲农作物种子的中原农民移植此地,使得素称难治的西南地区最终成为"泛中原板块"的一部分。     

清代宜山改土归流简论——以宜山永定土司为例

清雍正间徐嘉宾宜山改土归流是成功的,受到宜山壮乡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分而治之的改革方式,适应了清代宜山民族社会发展方向,正如他所说:审时度势,酌古准今,盖有必如是,而民夷始可以相安者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效果,值得研究和借鉴.     

以柔远人:清朝对容美土司的政策(1644-1735)

<正>一、前言"以柔远人"是康熙年间官员奏折中的用语,意思是对容美土司采取怀柔政策。容美土司,旧为宣慰司,辖盘顺、水浕、源通塔坪各安抚司,椒山、玛瑙、石梁、下峒、下冈、平茶、五峰、石宝各长官司。雍正十三年改置鹤峰州长乐县。①过     

政策、通道与商品：清朝西南边境贸易管理考察的三个维度（1644～1840）

对清朝西南边境贸易管理的历史考察主要从政策、通道与商品三个维度进行。从贸易政策来看,清朝对西南边境贸易严格管控,查拿不法之徒,并因时因势予以调适;从贸易通道来看,清朝在重要的边境关隘设兵驻防,征税通商,其他关隘则禁止出入;从商品种类来看,清朝西南边境贸易的主要商品为名目繁多的日用特产,其中以茶叶、棉花、食盐所占比重较大,而军需物资始终为边境贸易禁止之列。总体来看,清朝的西南边境贸易促进了中国与西南邻国的经济交流,有利于西南边境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宣慰司、"皇坟"、改流:唐崖土司历史疑云再论

正史记载,唐崖土司为长官司,实际上,唐崖司天启时就升为宣抚司,此后因政权更迭而时升时降."唐崖长官司"铜印表明吴三桂实际授予唐崖的并非长官司职级.改土归流时,清朝正视唐崖司的雄厚实力,承认其祖上仍为宣抚司使.从规制及唐崖土司历史分析,"皇坟"当为覃鼎及其妻妾的寿藏墓,但未被使用.改流后,施南府设文武官员驻扎唐崖,为土司...     

桑植土司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开发

<正>桑植土司是指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今桑植县域所建立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一系列土司建置。土司的设置与沿袭,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土司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土司时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面貌,     

改土归流对壮族社会的影响

改土归流之后,壮族核心居住区逐渐朝着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发展;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地区划一;壮、汉民族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同化,但是壮融入汉是主流;大约从明代起,壮族逐渐对壮、汉文化抱等距认同的态度,并在族际交流中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改土归流的结果是使壮族看起来与汉族无异,但却实在又是一个特点突出的民族.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明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贡纳制度

在对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西南边疆土司贡纳制度的变化态势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认为明早期的土司侧重于纳赋,明晚期的土司侧重于朝贡,明中期处于土司纳赋与土司朝贡的过渡期.纳赋制度形成于明早期地方卫所制度形成之际,主要是以一种补充卫所屯田收入不足的面目出现的.而朝贡,则是在土司进京袭职、升迁、述职甚至是控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     

论清朝改土归流的“强制性”——基于对《向国栋自述》的考证

雍正七年,清政府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宣慰司"改土归流",末代土司向国栋被安置河南。向国栋在后来的《自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其内容与史料所载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向国栋被拟罪"改土归流"完全是清政府所寻找的治理"借口","改土归流"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主观上而言是带有强制性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为其行政管理服务。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改土归流政策成因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此项历代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问题所涉甚少.事实上,明清两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此项任务,是与这一时期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分不开的.火器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证.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王朝逐渐意识到对民族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摒弃了以"羁縻怀柔"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治边政策,代之以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从传统中寻求到的制度性变革被视为国家扩张权力的有效途径,改土归流这一传统的改革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全新意义。对康区的改流规划,经历了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不同方案的讨论和尝试,最终结果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康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权力中心和自治因素,在清末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弱化和消失。     

浅析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原理,对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经几百年才得以完成之个中原因从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从人类学看黑水土司衙门

土司制度是羁縻制度的延续,自元朝将这一制度运用于西南以来直到清朝实行"改土归流",乃统治西南的最重要的制度。位于四川阿坝的黑水县地处深山峡谷,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时仍保留了这一制度。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可作为土司时代表征的土司官寨建筑物本身的研究较少。通过残存的土司衙门,让我们来认识和发现土司时代的土司文化和土司文化影响下的地方文化逻辑。     

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 ,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变迁中 ,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 ,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 ,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因此 ,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 ,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