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能力:党在信息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信息时代的特点对国家治理提出许多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党和政府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传播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传播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政治传播能力的路径主要包括思想理念、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机制三方面。     

治理语境下我国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理念、话语和模式

政治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公共行为、公民权利保障等国家治理基本要素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当下的政治传播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治理语境下实现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的全面现代转型。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国家权威: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政治核心

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内部秩序的实现是离不开权威的,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的实现更离不开政治制度权威和中央政府权威的主导.国家权威的汲取能力关系着公平的民族利益分配,同时国家权威作为政治秩序的提供者和民族纠纷的仲裁者,也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群体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依靠感.多民族国家的实质是多元共存与政治一体,是一体与多元的统一,因此国家权威还必须坚持适度原则.     

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自生自发的。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政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责任政治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责任政治建设培育"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塑造有利于责任政治运行的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动因与路径选择

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举国体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新型举国体制对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彰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立场,提升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效能,更突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价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需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建立系统完备的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原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进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视角下的政治安全与廉政建设

政治安全是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根本,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贪污腐化、权力寻租、裸体做官等政治腐败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安全.所以加强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为重点的廉政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廉政建设法治化、官员财产公开、禁用裸官.以改革创新之精神全面推进廉政建设,确保权力依法正确行使;促进我国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稳定.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重价值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对国家治理主体需要的满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治理价值,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价值的深层次论证与进一步要求。国家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同步增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目标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方法价值、发展价值,引领价值信仰、夯实认同基础、培育时代新人、汇聚治理合力、推进守正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层面,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进行角色转变:从政治传播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制度和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运行机制层面,伴随着自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一是从政党领导和职能方面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三是政治传播的民主化,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在价值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种现代价值的实现,同时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变迁轨迹与发展路向——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

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与政治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二者在内在本质上统一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主权,并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根本。由此,二者在发展进程上也呈现出国家治理转型与政治安全变迁的紧密互动关系。伴随国家治理由运动式到制度化再到善治型治理模式的转换过程,政治安全也呈现出从以军事政治防御为中心到以政治体系良性运行为中心再到以维护人民安全为中心的变迁轨迹。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的全新部署也必将推动新时代政治安全维护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不断创新理念和方式来提升政治风险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此,新时代政治安全的维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机制与治理技术等具体层面蕴含的内在要求中探寻出新时代政治安全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政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的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高度国家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而渐进民主治理则体现了公民社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嵌入程度,“高度与渐进”正好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性.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寻求一种相容性的构建路径,即国家能力要主动扩大民主治理的空间,而民主治理则要积极支持国家能力的权威,双方的共容才可能实现共同的繁荣昌盛.     

论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运作机制

当代中国民族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民族问题治理需要思维取向的转换,应从宏观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具体治理模式的建构出发构建治理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运作机制。宏观制度环境营造方面,应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完善民族政治体系,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体治理模式建构方面,应构建立体化的政治社会化结构,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推行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发挥传统习俗、宗教组织在民族政治运作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