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女性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往往较男性老龄人口更多、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往往较男性老龄人口更加弱势,女性老龄人口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尤其需要及时关注和深入研究.文章以福建省为例,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展开实证研究,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剖析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侧面反映福建省乃至全国老龄女性人口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状况.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方向

主观幸福感的早期研究首先着重描述不同类别人群的幸福,特别是在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等人口因素方面进行比较。在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第二阶段,理论模型得以探索,而且强调如性情、目标实现、适应和社会比较等变量。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包括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改进和验证。目前最尖端的第三阶段研究包括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探讨,以便清晰地认识影响不同测量的各种心理过程;以及探索多重测量和纵向设计方面的理论模型。     

女性的阶层沉浮与命运羁绊——两性社会分层地位差异及地位获得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全面边缘化的趋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上均处于劣势.从两性社会分层地位获得的途径看,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状况既与女性的个体因素有关,也深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女性的分层地位体现出诸多的“再生产”特征.女性社会阶层流动的这种封闭性特征限制了女性向上的阶层流动,造成了女性社会地位普遍的边缘化.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中国家庭的婚姻暴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系统的考察

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中国家庭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夫妻间婚姻暴力以精神暴力为主且发生率较高,肢体暴力和性暴力发生率较低.暴力行为具有偶发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暴力伤害.夫妻沟通状况与权力分配方式、家庭地位满意度、个人社会活动与社会参与、法律的干预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婚姻暴力有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主要对男性发挥作用,教育和宗教因素主要对女性产生影响.     

包头市高校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以包头师范学院为例

目的 教师的幸福意味着学生的幸福.了解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对师资管理等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发放的方法对包头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进行《主观幸福感问卷》调查.结论 结果表明:包头市高校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中等偏上;职称、教龄等因素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探析

幸福感研究分为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和内部建构研究两种取向,早期理论建构重在证明外部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转而研究内部因素,即内部机制如何影响幸福体验.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研究者们在影响幸福感产生的生理机制、社会比较机制、动机机制和稳态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各种机制间相互联系,与外部因素一起作用于幸福感.     

从嫁妆的来源透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关系

婚姻嫁妆在不同时期和文化中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并且对女性的生活和地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妇女嫁妆的来源,以此来分析男女两性在嫁妆准备的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以男性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社会中,女性在嫁妆事务中并不拥有自主权。而且来自不同阶层、群体的女性在关乎嫁妆的一系列事宜中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     

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妇女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通过控制人口等变量特征,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都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发现男女农民工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总工龄、工种对性别工资的影响显著;性别工资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3/4左右,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就业质量、阶层定位与女性幸福感

基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三期混合截面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估计实证检验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表明,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利用2SLS估计和ERM模型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当期阶层定位、预期阶层定位在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从技能使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工作进度自主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且这些就业质量分类指标对女性幸福感的积极效应依次减弱;照料压力大的女性更关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就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人力资本较低的女性在超时工作中获得更多幸福感。可见,为提升女性幸福感,应畅通女性职业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渠道,充分发挥女性的市场劳动力价值;进一步健全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满足女性对当前及未来生存保障的渴望;充分关注女性雇员的多元化需求。     

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其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引领作用。而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又受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文章以佛山市南海区社区文化建设为例,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与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年龄、性别等控制变量之间的运作机理。研究表明,控制变量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幸福感作用是不同的。而且认同度、满意度对幸福感是正的直接作用,参与度对幸福感不是直接作用,它是通过满意度、认同度与幸福感发生间接作用的。     

性别、婚姻与主观幸福感

婚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男性和女性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比后者的提升更为明显，后者甚至出现了幸福感水平的降低。本文使用cGss2010的数据，在对这一情况进行描述验证的同时，也提出婚姻关系条件下的相关因素假设，在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经济效用等理论的基础上，以家庭支持、社会交往和个人收入等因素为解释变量，建构我国居民婚姻状况下个人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产生的机制，对产生这种两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女性语言风格特色简析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女性语言中有些词语和表达方式是男性不用、不敢用也不会用的。至于英语,语言的性别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女性英语反映了英语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因而语言学家对女性英语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语音和语调、词汇、语法似及交谈话题四个方面分析了女性英语的特点,并从社会地位、社会观念及生理因素等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最后简要分析了语言性别差异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差异将逐渐减少。在未来的世界里,男女语言之间将不会再有明显的差异了。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

基于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性别观念的形塑源自三类地位实践: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间性别地位,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经济贡献比丈夫大、至少有与丈夫相仿的职业地位、家庭权力方面至少与丈夫相仿甚至比丈夫高者,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作用于两性性别观念的机制有所不同,对女性而言,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与政治身份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对男性而言,夫妻间平等承担家务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外来打工人员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通过对影响幸福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外来打工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但其主观幸福感高是与以往生活条件、预期水平等有很大的相关。女性比男性更会寻求外界帮助和支持,而女性打工者比女大学生更能建立稳定长期社会关系。     

关注幸福指数 建设和谐社会

幸福指数是评价和谐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国民幸福指数。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健康、自由、安全、充实等,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正确看待幸福指数,使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楚辞所见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诸现象考

<正> 大约从舜禹启时代开始,我国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从母权制氏族社会向父权制氏族社会过渡。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社会形态、风俗习惯等,均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历史上这种由母权向父权转变前后的不同制度、习俗,业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如反映母系社会的仰韶文化中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塞、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陈村等地,都比较盛行男女分别集体埋葬的制度,这是母系制普那鲁亚婚的体现;而其随葬品的数量,女性的较男性的为多,这又是母系社会妇女地位崇高的一种反映。而到了反映父系社会的大汶口中晚期,已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墓葬制度。这里已出现了以男性为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说明父系制一夫一妻家庭婚姻已基本确立。其随葬品,男性的多于女性的,而其位置又由男性居中、女性小孩偏侧。这些也明显地表明了男女合葬墓中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已退居于从属地位。     

城乡居民幸福感研究的价值初探——以成都市为例

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终极生活目标.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既有一般性价值,也有特殊性价值.前者表现在了解不同类型人们的幸福程度、辨认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等方面;后者体现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见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过程,记录理想类型价值下的"生活方式"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