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与汉代父子关系

<正> 汉代崇尚儒术,儒学思想深入人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学重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际关系和谐化。儒学对汉代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中父子关系影响如何?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一) 在汉代,家庭既是庞大国家、社会的基本细胞,又是社会、人际各种纵横关系的核心网络。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关系的谐调,而治理家庭又是以伦理道德教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论北朝儒学及其地位

<正> 经学史家皮锡瑞言:“经学盛于汉,汉亡而衰”。这也是历代学者的传统观点,认为儒学经过了汉代的鼎盛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社会的动乱而逐渐衰败。他们认为,在思想界,先是魏晋玄学大盛,随之是南北朝佛学泛滥,儒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已处于衰竭状态和从属地位。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政治方面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也无法放弃以儒治国的根本方策。从学术思想方面看,这一时代的儒学,虽然没出现成一家之言的儒学大师,但儒学在与佛、道的斗争、融合中,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并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从几个角度对北朝儒学作粗浅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论汉代田庄的历史地位

汉代田庄在汉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代田庄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汉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田庄主是在地方上拥有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名门著姓,控制着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乡村教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由于田庄是一个综合经营的实体,具有能够"闭门成市"和自给自足的特性,在国家强盛时期,田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在国家控制无力的情况下,田庄又会成为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柱,表现为国家统一的对立物。田庄对汉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汉代国家控制力的大小。     

汉代儒学与自然科学

儒学产生于先秦,它虽在秦代受到打击,但到汉代却被定为一尊。汉代儒学与自然科学有没有联系?人们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汉代儒学作为一种丧失了先秦儒学中“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它成为倾向于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而这种独断主义确实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汉代儒学也曾吸取了先秦儒学中“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并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没有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应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论唐代官学

官学,作为统治阶级传授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一直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长期战乱的影响,官学一度时兴时废.直到唐代,封建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唐代官学的发展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唐代的官学制度,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唐代社会发展状况,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此,本文拟据有关资料,对唐代官学作一初步探讨.     

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

汉代崇尚儒学,以经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对汉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汉代统治者十分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培植,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河间献王与汉代儒学

河间王姓刘名德,字君道(其字诸书未见记载,此据《金楼子·说蕃》),谥为河间献王,为孝景帝之子。他的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史记·五宗世家》,甚为简略。《汉书·景十三王传》叙述较详,其文日:“河间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是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本(本字原无,据《金楼子·说蕃》补之,以足文意),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

两汉儒学官学化的条件是秦朝的灭亡形成的对暴力作用有限性的历史性认识 ,以及儒学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 ,应时演变的结果。儒学官学化的动力是君主专制和儒家的学派利益决定的 ,儒学官学化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论退溪人生哲学在儒学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研究人生问题。特别是传统儒学所讲的人生哲学,更是十分丰富和突出。中华民族所以有较强的凝聚力,几千年来能独立于世界     

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

贵州行省建立以后，明朝统治者本着“广教化，变土俗”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贵州的儒 学教育。经过两百多年的建设，贵州基本建立了以府州县卫司学为主、以专科学校和社学为辅的 地方官学教育体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贵州各地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制约了地方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汉代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统治者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