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及完善

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法规的逐步颁布,保护制度趋于完善,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也步入高峰期。然而在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实施过程中,在同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侵权现象严重;“品种权例外”造成的法律保护缺位;申请量不稳定、授权量少,地区差异大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待于公众及育种者法律意识的提高,还有待于制度创新: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例外保护”中的限制保护措施;注册植物新品种商标等。     

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研究

本文在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变迁研究基础上,剖析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内容、特点及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策略、措施.     

关于植物新品种专利法律保护的思考

我国是物种资源丰富的农业大国,鼓励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研究、开发、培育植物新品种利国利民。因此应该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立法,特别要将品种保护吸收到《专利法》中,这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既可以提高立法层次,又可促进部门法内部的协调,体现法律的科学性、严肃性。     

新疆优势产业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现状调查及问题研究?

我区没有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地方立法，因此存在缺乏统一管理、激励制度缺乏、重审定而轻品种权保护、行政执法能力较弱、种业市场主体规模小、DUS测试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应当实行统一管理，在地方立法中规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激励机度，改变科研创新评价体系，规范行政执法，优化市场主体，完善DUS测试体系，提高品种权信息服务。     

新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状况及问题分析

近年来,新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总体成效显著,植物新品种培育稳定发展,育种主体渐趋多元化,品种权管理与保护逐步加强,但仍存在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保护的结构性失衡、育种质量和效率不高、科研单位知识产权意识不强、植物新品种权管理保护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合理配置植物新品种育种资源、建立植物新品种补偿机制、完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及管理制度等措施,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促进新疆农业植物新品种育种与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育种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全国公共育种科研机构与育种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取了有关新品种研发的数据,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植物新品种保护能够促进育种单位增加对育种研发的自主投资和融资,从而改善育种单位育种投资结构,而育种企业与公共科研机构的育种投资组成部分对其投资结构改善的作用又各异。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利益诉求,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公约;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CBD理念的影响,正积极寻求一个UPOV公约框架之外的更适合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立足国情,在适当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的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入CBD理念,不断提高国内育种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有关植物新品种权的研究

本文在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变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内容、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策略、措施。     

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刑法制度的必要性

基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及其立法现状的分析，不难看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刑事法律制度缺位是一大突出的问题。植物新品种的经济价值、战略意义、特殊性以及被严重侵权的现实和其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经验等方面都说明了对植物新品种建立刑事法律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两岸植物新品种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同日签署。其中两岸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合作机制为一方农业经营者到另一方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两岸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迫切需要对两岸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为包括育种者在内的两岸农业经营者避免法律风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指南，以及为两岸的深入合作作出研判。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与专利法律制度之比较

本文首次从相关法律制度的比较角度出发,论述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概况及其性质分析;具体而简洁论述比较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与专利法律制度中的职务行为、委托合作、同一主题、对内、外转让、权利限制、强制许可、授予条件、申请代理、国外申请、优先权、权利终止、无效宣告、保护范围、假冒与冒充、行政执法等内容;得出借鉴吸收专利法律制度的结论。     

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人权本身的特殊性,在人权国际保护中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别国的内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人权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文章指出人权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基础。     

WT0规则与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开发仰赖于科技创新,其推广和应用必须接受WTO规则的约束。作者认为,必须加强对农业植物“品种权”的法律保护:高度重视农业转基因作物生产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种子法》等法律规范认定和推广农业植物新品种,并在研制、生产、销售过程中依法调解各种纠纷;惩处严重侵犯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     

生物遗传资源的国际保护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拥有先进生物技术的发达国家和拥有丰富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为了协调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保护和利用遗传资源的国内和国际立法是必需的。作者通过对农民权理论、生物遗传资源永久主权理论以及国内主要观点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理论基础———生物遗传资源权。     

专利权用尽原则辨析——以种子专利为主要视角

专利权用尽原则的目的在于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美国最高法院的孟山都案中被告以专利权用尽原则进行抗辩,没有得到支持。由于种子的自复制特性,种子领域专利权用尽原则与专利权本身存在冲突,需要受到限制,具体表现为专利权人可以对购买方和被许可方使用专利技术的方式进行限制,但要受到专利权滥用原则和反托拉斯法的规制。尽管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规定了农民权例外,但如果同时存在植物品种专利,则农民权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