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的衰落——五种观察维度

农村社会的衰落已成为世界难题,学术界主要从农村社区变迁的角度对农村衰落进行了研究.总体来说,农村社会的衰落可以从农村频繁发生的单向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资源获取的不易、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化和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集体行为等方面进行阐释.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需要借助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来综合分析农村社会衰落的表现、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以期为审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多维视角.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论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村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农村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农户的"原子化"状态、农户"寻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整体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基础上,针对问题,以新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目标,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     

透过“社会变动理论”解读农村的社会变迁——对云南13个村落实证调查的初步分析

本文以探究“引导农村与整体社会相整合”的变迁理论为旨要,辅以云南13个自然村的实证材料,以富永建一的“社会变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解读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动,探讨农村社会的发展动因;从“结构一功能”之视角,重新阐释农村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某些问题;期望为考察农村的社会变动确立一种新的单元和层面。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社会流动加剧.我国农村人口流动是在二元结构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是国家强制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产物.同时,农村人口流动更多是一种空间流动而不是身份的改变,如何消除二元制度的影响,保障其有序流动和平等享有各种权利,这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互动研究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在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同时，必然导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这种变迁是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教育地位与农村工业化之间具有正向的互动关系，而农村妇女的生育地位则与农村工业化之间具有负向韵互动关系，其中农村妇女的经济和教育地位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力度较大，而农村妇女的政治和生育地位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力度较小。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制度模糊导致"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不足导致依附性与独立性并存;强制性制度变迁职能错位导致监管过剩与监管不力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益机制偏差导致"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并存。优化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政府与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制度变迁奠定思想基础;完善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制度变迁提供外部环境;加强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制度变迁提供内部保障。     

城市化语境下的广东乡村社会变迁

广东乡村社会受到城市化的冲击而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渐趋向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但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目前,广东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并致力干城乡一体化建设,采取许多有力措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与基层行政领导的变迁

世纪之交,中国吹响了“开发大西部”的号角。从形式上看,开发西部是为了解决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从实质上看,它也是应付农村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反映。我们应当看到更大的一个地区差距出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实现农村的“第三次革命”也提到了议事日程(第一次为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第二次为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

普遍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革命要改变的那个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它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深刻的变动;尽管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其冲击效果十分有限。在革命进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苏区社会内部,一俟条件成熟就会反弹;苏区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进行,原有的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全面回复。事实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那个结构。     

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的制度、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这就必须弄清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初期的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下 ,人们产生了对农村文化传统、农民群体的偏见和误解 ,认为农民文化传统是落后的 ,是导致农村落后的根源 ,必须被取代。对此本文提出了质疑 ,历史实践表明 ,完全取代农村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的 ,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绝不仅是农村传统和农民的保守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思想和行为的存在满足了人们的现实需要 ,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农村革命中心西移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

1934年后,主力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西迁,农村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川黔、陕甘宁等西部地区。西迁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文章重点考察农村革命中心倾斜及时空转换的基本原因,探讨此次社会流动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分析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诸层面,概括其社会变迁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动力。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宁波农村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经历了并还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关系、所有制的调整,宁波市农村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而又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影响了农村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参与。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变化给农民政治参与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民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变化。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