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土地违法：先看宁波 再看宜昌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监察局、市人事局举行该市首次违法用地约谈会．对6个土地违法较严重的镇（街道）政府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此次约谈是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15号令）实施问责前的一次预警．也是该市首次对违规违法用地严重的区域进行黄牌警告．标志着该市正式启动土地执法问责预警程序。     

“约谈风暴”背后的平衡术

去年底至今年初．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三轮违法用地的问责行动。截至1月7日,国家层面约谈的市县已达到20个。《瞭望东方周刊》1月20日通过关注国土违法“约谈风暴”发现．处于“约谈风暴”中的一些城市,存在着一些共性。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

行政约谈是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其以国家权力为逻辑基础,通过科层内部、科层外部两种约谈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从威慑到遵从的理念转变。行政约谈能够实现从模糊性负面趋向到确定性正向发展的转变,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弥补制度漏洞与破解治理困境,但也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权宜之计、避责手段。基于此,应完善行政约谈制度建设、强化行政约谈法治约束、加强行政约谈监督问责,以保障行政约谈良性发展。     

海南是如何跳出“经济增长-土地违法”怪圈的

近年来，海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GDP连年创纪录。然而，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海南省并未走进至今令很多地方困扰的“经济增长——土地违法”怪圈。从2009年以来的土地卫片执法检查中，海南省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持续下降，从6．05％降至4．85％，又从4．85％降至2．80％，连续三年实现“零约谈”、“零问责”，居全国前列。2011年，海南省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在全国评比中排名第二。     

干部精致功利主义的现实表征与治理之道

干部精致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现象在干部群体中的新变化,在思想根源上、工作作风上和人际关系上表现得更有隐蔽性、目的性与针对性。对此,必须采用"组合拳",从理论武装、纪规教育、精准考核、约谈提醒、监督问责等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从严治理,坚决遏制和清除这种"温和式的腐败"行为。     

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问责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问责制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已被采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在问责中缺失异体问责、政治体制权责不清、问责不透明,相关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问责制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因此,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的问责需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问责制度.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三大看点

正正当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之际,一部全新的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问世了。《问责条例》出台很及时,对党员干部来说,深入领会条例精神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很迫切。《问责条例》的亮点很多,我们应如何看待和研读呢?——从时间节点上看,紧锣密鼓,不耽误片刻没有在重大节日,甚至也没有选在建党95周年这样的日子。《问责条例》的施行,让人备感中央从严治党的紧迫性。《问责条例》的出台本身就是因时而     

基层行政问责乱象与矫治的刚柔艺术

基层行政乱问责表现为"背锅式"问责、"箩筐式"问责、"任性式"问责、"灭火式"问责、"全盘式"问责等问题,严重削弱了行政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呈现问责泛化与异化。基层行政问责应实施具有时、度、效特征的精准问责,同时要对乱问责进行积极治理。要进一步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完善法律与制度为精准问责提供有力支撑,对基层干部实施激励与问责并行的刚柔并济管理,从而真正展现行政问责的价值,在基层形成良性政治生态。     

比环保部公开约谈更重要的

<正>最近一段时间,与环保有关的两件事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一个是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点击量过亿;一个是从2014年底开始的环保部公开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如果说前者引起的反响在民间,那么后者则在官场引起了反响,这意味着:环保部已经实行10年的约谈机制,已经从针对一个企业或一个事件,转向了整个地区的环境问题;从约谈企业负责人到约谈地方政府领导,从     

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问责分析

当前学术界对行政问责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火如荼。本文从行政问责在我国的独特运行环境——压力型体制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对行政问责问题进行研究。在对等级问责、公民问责、媒介问责三种问责模式进行详尽阐释的基础上,揭示出了行政问责的实质：中央、地方、民众间利益博弈的工具。并进一步对当代我国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     

化解“问责的尴尬”需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平衡

正从权力运作的断面观察,如果权力自身的运行逻辑没有改变,问责就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也就无法遏制权力的惰性和寻租冲动。在一定意义上,问责就是参与各方运用国家权力和实现利益的博弈,是参与各方     

经济学视角下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以社会强烈关注的行政问责事件为背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按照为什么要行政问责、问哪些责、由谁来问责以及怎样进行问责的逻辑,在理性经济人、资源稀缺性假设下,通过对行政问责中存在的政府失灵、问责内涵、问责主体、问责原则的理性分析,最后提出笔者关于行政问责建设与完善的思考。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行政问责难推行 李军鹏认为把党委决策纳入问责体系是关键

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我国行政问责推进迟缓和操作扭曲并存,行政问责存在行政责任界定不清、行政问责依据缺失、行政问责程序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李军鹏最近撰文指出,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不强,     

网络问责的负面效应及防控路径

<正>一、网络问责的负面效应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网络声音成了现代社会重要的舆论来源。与此相适应,作为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一种重要形式,网络问责也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问责亦不例外。一方面,网络问责促进了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和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推动了行政问责制度化的进程,壮大     

论税务约谈的技巧和方法

税务约谈制是指税务机关通过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资料及其他有关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就发现的税务问题或疑点,向纳税人提出疑问或约请纳税人到税务机关进行解释,并给予政策性宣传和辅导,责成纳税人自查自纠、依法缴纳税款的一项制度。本文就我国目前税务约谈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税务约谈的技巧及各种技巧的综合运用问题,旨在能够帮助加强税收征管工作,提高税务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说法·想法·做法

正奉化:首设行政执法问责中心3月26日,浙江奉化在全省范围率先成立行政执法问责中心,当地纪委监察局、组织部及检察院等"强强联手",对准行政执法权加强规范和问责。行政执法问责中心由当地监察局局长"挂帅",主要职责是受理、调查问责案件。对群众关心的重大问责案件实行"开门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措施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它的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的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善,权责难以界定,问责标准不够明确,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因此,应该加快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厘定问责标准,加强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制度化,以利于行政问责制的逐步成熟和完善。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权责对应机制下科学问责的则、度、方

科学问责应坚守问责是为了负责、落实才是问责的初衷、问责只是前奏、问责绝不等于严惩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明确问责目的、分清追责对象、锁定担责主体、限定问责范围。具体而言,领导者科学问责应讲规则,也讲艺术;讲政策,也讲情感;讲态度,也讲精准;讲责罚,也讲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