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现实主义和“现代化”、“民族化”

<正> 鲁迅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和大师,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和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养料,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具有超越前人的创造力。他曾说:“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万丈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象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人生却不在于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的创造。”(《难得糊涂》)鲁迅以“死”和“活”两个字点出了“拼凑”和“创造”的根本区别,所谓“重返故纸堆”、“全盘西化”,都只能把文学引向死胡同。他既反对全盘照搬,也反对全盘否定,而是始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正确对待中外文化,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分析、批判、吸取、创新。他说:“没有拿来的,人     

《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二

我在考释之一(见《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里谈了“关于‘尼×’的音值”、“关于‘泥×’、‘埿×’、‘你×’的音值”以及“关于‘宜×’、‘鱼×’的音值”等三个问题志推渌醋肿⒁艏案郊臃?分别作如下考释。一、关于“(口移)×”的音值《掌中珠》里注“(口移)则”的西夏字共十一个,“(口移)足”的二个,“(口移)责”、“(口移)将”、“(口移)作”、“(口移)会”的各一个,共十七字,即:     

“某君”、“某公”、“某姑娘”

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论“的”字结构

<正> 一结构叻词“的”,附着于词或词组之后构成的语言单位,叫“的”字结构。“的”字结构的构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A)结构助词“的”附着于词之后构成“的”字结构。(1)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茅盾:《白杨礼赞》)(2)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灭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鲁迅:《药》)(3)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便都是结实的罗汉豆。(鲁迅:《社戏》)     

廉北方言中“个”字的唐宋遗踪

古汉语里,“个”字最早而又最基本的用途是作量词:《左传·昭三年》“又弱(死)一个焉”;荀子《议兵》“负服矢五十个”;《说文解字》“个,竹枚也”;《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等等,即为例证。到了唐宋,“个”字的用法复杂多了,除保存作量词的基本用途外,还出现了作指示代词和助词的用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唐宋诗词文章中得到大量印证。     

释“节然”

<正> 《荀子·天论》:“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历来注家对这段话中的“节然”二字注释得都不够明确,有的甚至注释错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搞不明白,不仅会误解本句的句意,而且对有关上下文的理解也会受到影响,还会妨碍对作者思想的了解。清代俞樾在《诸子平议》中,把“节然”中的“节”字以及《强国》篇和《大略》篇中的几个“节”字注为“适”,这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又把另外几个“节”字注为“适”,也都是正确的。《荀子》中“节”字的用法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持其踵”新解

《触龙言说赵太后》(《战国策·齐策》)有这样一句话“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其中,对“持其踵”三字的解释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较有影响的要算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两种本子。北大本的解释是“女儿远嫁,登车之后,母亲持其足踵而哭,表示惜别。”王力主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巴人研究及批评主体思维方式之观照

历史的尘埃曾经封没过这样一位作家——他著译等身,门类齐全,新诗、短篇、中长篇、散文、杂文、话剧、翻译,给后人留下了一千万字的文学财富;他编辑经历长达三十八年,先后编辑过《新奉化》、《申报·自由谈》、《鲁迅风》、《文艺报》及印尼文的《民主日报》等十四种报刊,主编或编辑过四种丛书,并为第一套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倾注全副心力;他还写有大量文艺评沦,著有我国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学读本》和《文学论稿》,并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提出过许多震慑人心的见解;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大众情人”、印尼史学家。他就是堪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为侪的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勇将王任叔（巴人）。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二律背反：礼教“吃人”的阴毒玄妙手段——再论《祝福》思想的精奥性

《狂人日记》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鲁迅现实主义小说的总纲。在作品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表面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犤１犦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犤２犦。如果说《狂人日记》高度概括了封建制的‘吃人’本质，那么，《呐喊》、《彷徨》中的其余篇章，则是对封建制度如何‘吃人’的形象化演示，《祝福》正是鲁迅先生具体阐释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经典力作。遗憾的是，对《祝福》这样一部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传之于世的不朽名作，…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

首先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优”字无“优秀”义。“优”字在《论语》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子曰:“孟子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三个“优”字,杨伯峻先生都讲成“优裕”是很准确的。《孟子·告子章句下》:“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联系上下文,“优”也当“优裕”、“有余力”讲。《诗经·大雅·瞻印》“天之降罔,维其优矣”。高亨《诗经今注》云:“优,厚也。”也是“优裕”义。只不过是天降灾荒,百姓的灾难丰厚,也就是灾难沉重罢了。《国语·周     

“秦代文学”漫议

同几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朋友谈起“秦代文学”,大家都有几分感慨。秦代前后十五年,民歌肯定是有的,但早已为历史所泯没。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真实地反映了秦时徭役之重,确是当时人民的血泪控诉;但这样整齐的五言诗,恐怕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后人加工改定的作品,因为按五言诗发展的历史规律考查,秦代不可能出现这样完整的五言句式。至于文人的创作,堪称为“文学”的,亦甚为寥寥。秦始皇使秦博士作《仙真人诗》,传令乐人歌弦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注云,当时有位秦博士黄疵,曾写过“歌诗”;又《诗赋略》录《秦时杂赋》九篇。这些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但估计不会有多大文学价值。还有一篇李斯的《谏逐客书》,虽然严格地说算不得文学,但因为这封给秦王政的信写得别俱一格,排比铺陈,扬厉恢奇,读起来音节铿锵,琅琅上口,总算是跟文学沾了边的好文章,因此,写或讲文学史的人,都拿它来充当“秦代文学”一节的主要内客。不过,静言思之也有问题,因为这封信写于公元前二三七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尚有十六年之遥,纯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放在“秦代文学”中来讲,实属不伦。再就是那几篇刻石文(主要是李斯写的),原本     

“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

一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作的《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里最后作的三篇历史小说,其中有两篇:一是《出关》、一是《起死》,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为讽刺老子的“徒托空言,大而无当”;一为嘲笑庄子的“认真不象认真,玩耍不象玩耍”。鲁迅在这两个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祖师爷”的鼻梁上,不敬地抹了几笔白粉。     

也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正> 提起杂文,人们自然会想起它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伟大的作者鲁迅;谈到鲁迅,人们也自然会想起他那许多辉煌的杂文。“鲁迅杂文”真所谓“尽人皆知”。可是,对于太熟悉的东西,人们倒往往会习焉不察的;而鲁迅本人虽然写过七百篇杂文,却并未严格地给它下过定义,立过界说。因此何谓“杂文”,概念并不十分清楚;近来且发生了争论。让我们依据鲁迅本人的言论,钩稽抉剔,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任何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杂文”一词,鲁迅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运用过,其一,指散文中的某种文体,另一则指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而不管其文体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鲁迅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运用“杂文”这一概念。《且介亭杂文·序言》把这层意思说得最清楚:“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己有之’的,凡有     

“真假角色” 类型谈——文学的一个结构模式的探讨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模式之一,就是真假角色的矛盾纠葛。《西游记》中的真假猴王,《水浒传》中的真假李逵,《聊斋志异》中的真假阿绣,《杨家将》中的真假宋王,越剧《追鱼》中的真假包公,真假牡丹,《林海雪原》中的真假胡彪……诸如此类的作品甚多。而以“真假××”命名的作品就不少。其实,真假角色的结构模式,也不限于中国文学,如苏联的《真假子爵》,罗马尼亚的《真假太子》,美国的《真假刺客》,叶君健翻译改编的欧洲民间传说和故事《真假皇帝》一书中的《真假皇帝》等。可见,这一模式不是中国文学的“特产”,而是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的结构模式之一。近年来,从电视上还可以看到《真假野玫瑰》的连续剧。真假角色的结构模式由古代延续到今天,今后还会出现。同时,我们发现它不仅存在于文学的大传统里,而且也存在于文学的小传统里。因此,对这一模式有必要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