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西体中用——谭嗣同的文化观

本文作者认为,谭嗣同的文化观具有鲜明的“西体中用”的理论特征,他的许多论述和观点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因此将谭嗣同的文化观归结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中用”,或为“会通中西”说,都是不确切的     

论严复的译名思想与翻译会通

翻译会通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对于西学术语的翻译，严复所采取的会通法成功地借鉴了古代佛学翻译的格义法，其译名的会通法与其翻译标准所强调的“达旨”也形成了有机统一。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期，这种译名策略有效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严复的译名策略也因过度依附本土传统文化而暴露出诸多的历史局限性。     

浦江清先生的学术道路与词学交游

在20世纪学术史上,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少见的博学多能的人物。他一生从事“国学”,同时又推崇“西学”。在“国学”与“西学”之间,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用西方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来审视“国学”,研究“国学”。他的学术道路与治词路子,为建设20世纪的新文学提供了借鉴。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上）

“人类学”这三个字，是西文“anthropology”一词的中文翻译；“人类学”这个“汉字结合体”是一个新创的符号，指代一门西学。以中文书写人类学，等于用一种语言去说另一种语言里的事，其实质为跨文化的“翻译”。“翻译”身后已留下长长的背影，背影便是历史，历史有复杂性，如显现于“西学东渐”的种种论说中的那样。对西学“中国化”展开历史的再解释，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贴近学科的本质，也能使我们意识到，西学教科书的中国作者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视己身为“试验品”，试着展开“置身于历史中的文化翻译”。     

“西学中源”说漫议

“西学中源”说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观 ,它对克服传播西学的阻力 ,捍卫中国本土文化的地位 ,客观上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既模糊了西学的本来面貌 ,也模糊了中学的本来面貌 ,使人既不能正确认识西学 ,也不能正确认识中学 ,消极影响也很明显     

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近代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首先创办起来的。他们来华的实质是他们武力入侵的前奏。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华入侵的加强，外报在中国出版逐渐增多，而且由沿海扩展到内地。他们曾一度几乎垄断了中国新闻出版业。受西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此时也纷纷办刊，宣传改革主张、寻求救中国的道路。但是，在当时西方列强武力入侵中国，中国封建势力仍然强大的情况下，中国近代报刊虽然出现了，但它必定要走一条曲折而艰辛的发展道路     

中国古音学传统的理论嬗变

纵观中国古代古音学数百年的历史，其理论与方法的一次次飞跃构成学科推进的主旋律。由于研究的对象简单而明确，归纳的方法精密而完善，古音学成为中国古代“小学”中最具科学形态，因而也是最为成功的学科，从而率先进入了近代与西学相融通的转型期。     

“礼失而求诸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想武器

“礼失求诸野”，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种思维模式，具有比较完整而严密的逻辑结构，与“西学中源”说有本质的区别。“礼失求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作为一种对于异质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和对多样性文化发展路径的描述，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张增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西两种伟大的文化正面相遇了。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西学中源”的说法，并在清末广为流行。关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已无需回答，但它留给我们的问题至今仍令人...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近代中国的科举与学堂之争,焦点在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如何将中西学熔于一炉。学制颁布之前,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只不过西体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西学为体;学与教相对,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教会学校始终分途教授的中西两学,经历了融合汇通的阵痛,仿照东学形成新学。因未能积极参与中西学合流产生新学的过程,既使教会学校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问题上相当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论戊戌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晚清时期,它的提出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触及到西学之本,有些人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也很难完全如愿。于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就突破还是继续维持“中体西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倾向

１８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并不像一般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沉闷而无新意，正是在封建社会“全盛”的特殊环境中，知识阶层出现了以批判传统观念为特色的新的思想动向，其基本特点是：在生活方式上，主张人性自由，鼓吹妇女解放；在学术上，反对理学和汉学的垄断地位，推崇独立思考，重视西学的价值；在政治上，否定君主专制，强调臣僚独立政治人格，甚至要求废除君权世袭，实现真正的“公天下”。１８世纪的反传统观念和同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它预示着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为这种变迁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