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豪非婉 别立一宗——南宋清雅词派刍议

文章通过对"清雅"一词溯源辨流,认为南宋词坛以姜夔为首的词人创作群体致力于追求一种与世俗社会迥然不同的高雅的审美趣向,与前代诗人追求清雅的艺术精神及佛教徒崇尚清雅的思想颇有暗合之处。此外,历代词论家也多以"清"、"雅"二字来评价姜派词人的词风。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之命名为清雅词派。对于清雅词派的发展流变、成员构成、审美趣向、词学发展史的定位,文章做了初步的探索。     

马戴边塞漫游考略

晚唐诗人马戴曾多次出游塞上,其游踪极广.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可考出其漫游塞上以844年(会昌四年)进士及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及第之前,为求汲引,曾远涉灵武、盐夏、鄜坊、太原、河北诸州,西游陇州,两次出入邠宁;及第之后,入幕大同、太原.马戴的边塞漫游经历,为其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体验.     

论马戴的边塞诗及其审美特质

边塞诗是唐诗中倍受赞赏的代表性诗歌 ,它从盛唐的乐观昂扬经过中唐的幽婉感伤到晚唐的悲愤哀痛 ,每个时代都表现着特定的审美风貌。历来对边塞诗的关注 ,常着眼于盛唐和中唐 ,而忽视晚唐边塞诗。本文拟通过对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及其审美特质的论析 ,以反映晚唐边塞诗的风貌。     

幽溪传灯嫡孙天溪受登行历考述——明清时期天台宗“桐溪法系”考述之二

清代天台宗高僧受登住杭州天溪大觉寺三十七年,世称"天溪和尚"。天溪受登及其弟子在明末清初天台宗的弘传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受登非智旭嫡传弟子,而是桐溪雪松正性的弟子。受登被看作智旭的弟子,源于灵耀的含混表述。智旭有弟子性旦。性旦早逝,无弟子可传,于是将衣钵托天溪代传,天溪受登后将性旦的衣钵传给自己的徒弟等庵代继。等庵长期住于智觉教寺。受登现存《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一卷、《准提三昧行法》一卷、《摩诃止观贯义科》二卷、《药师三昧行法》一卷四种。受登弟子众多,最重要的法嗣是灵乘、灵耀。     

莫高窟“三兔藻井”图像释义

在敦煌莫高窟的16个洞窟的藻井位置中都绘制有"三兔共耳"图案,此图案最早出现于隋代,最晚消失于晚唐。长时间以来,学界对其来源和蕴意颇有争论。经过研究可以看出,"三兔藻井"图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莲荷崇拜、北斗、月神以及佛教信仰有直接关系。     

论马戴诗歌的艺术风格

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因素的。本文从诗歌意象的选择提炼、意象之间的组合方式以及时代氛围对诗人审美情趣的影响等方面，对晚唐诗人马戴“消峭雅奇”的艺术风格作了探讨。     

晚唐边塞诗坛的盛唐余响--论马戴边塞诗

作为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难免末世的衰瑟和哀伤之气。但总体而言,其作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低吟着疲于戍边的伤心小调,另方面又常高扬边塞建功高歌,满怀激情地大笔勾勒唐军将士奋勇杀敌,刚健豪壮的战斗和生活场面,以平和的心态和羡慕的神情,由衷地赞美胡人的尚武精神,在晚唐边塞诗坛上,最后一次奏响了盛唐气象的洪钟余响,这既是唐代盛世情怀的回光返照,也是唐代边塞诗中英雄主义的绝唱。     

李群玉诗歌的美学价值

在群星璀灿、竞放异采的唐代诗坛,与占尽风骚的中原、北方地区的诗人相比,南方作者相对逊色.在寥寥可数的南国诗人中,晚唐的李群玉是引人注目的一位.李群玉,字文山,约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卒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澧州(今湖南澧县)人.家世无考,自称"宗绪凋沦,丘山贱品" (《进诗表》),可见其出身寒微.但他青年时代颇有壮志,他在诗中写道:"小子书代耕,束发颇自强……男儿白日     

茶禅一味

"茶禅一味"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圜悟克勤禅师书写的一幅墨宝,后经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传给其弟子日本明庵荣西禅师;荣西又传给其第47世一休宗纯及其弟子村田朱光禅师。这幅墨宝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大德寺酬恩庵。他们体悟到了"茶禅一味"的理趣,并充分发挥了它的茶道精神。     

关于宋词的风格与流派——《清雅:白石词之美学风度》一文质疑

本文认为，风格与流派有内在联系，一个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即形成一个流派。宋词除豪放、婉约两派之外，还有个第三派，即以姜夔为代表和开山祖师的清雅派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李梦阳晚年心态管窥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其人才雄负气，傲睨一世。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自是到自知，由任才力到信天命，在霸气犹存的同时，表现出对生命本真的复归。梦阳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际密切相关。梦阳盛年即遭遇放逐且一往不复，至于终老林下，构成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壤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及于梦阳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     

多面人生──屈大均气节浅析

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儒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最佳的做法莫过于舍生取义了,但是面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动,屈大均和大多数士子一样茫然无措,只得逃禅求生。这和平常老百姓眷顾生命,追求善果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他能交游志士、凭吊故垒、追怀先贤,进一步形成了儒生气质并弃禅归儒,积极参与抗清复明的活动,最终能忍受生活的煎熬以遗民终老,维护了一个士子的完美形象。其一生许多难解之谜多可以从他的儒生角色形成过程中的气节变化来解释。     

回归与奉献──兼论俄狄浦斯王的心理受挫与渴望

因犯了杀父娶母大罪而被迫弄瞎双眼流放而死以解除百姓于灾难之中的俄狄浦斯王，一直作为一个罪人而承受了因果报应式惩罚。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应用，人们才有可能从他受挫的心理出发去研究这一情节的必然性，并因此而对他的人品重新作出评价。在他的三次冒险中，始终贯穿着他强烈追求母爱的潜意识渴望，贯穿着他对人民的兴旺与幸福的无私奉献。因此，他暂时脱离母爱而流放致死只不过是一个楔子──把剧情推向高潮以更加充分地歌颂他的光辉和伟大。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陆亘墓志研究

陆亘墓志记载中晚唐时期中上层官吏陆亘生平事迹,兼涉妻族侯氏、母族归氏等。陆亘五任州郡刺史,晚年又三任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吏治有声。有关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有误。此志可补纠文献之阙误。陆亘的官品人格也颇具现代意义。     

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

韩愈被贬潮州,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这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手段.韩愈的心性有凡庸卑琐的一面,也有阔大高昂的一面.他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但他的心态和品格却因感性的充盈而显得更为真实.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