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学校”到“生命体验”——论陈忠实对柳青文学观的接受与超越

柳青是陈忠实文学上的精神导师。在学习写作的艰难过程中,陈忠实接受柳青的文学理念,研摩他的写作经验,所得助益,可谓多矣。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逐渐意识到了柳青的文学观念的局限,于是便进行了艰难而痛苦的精神剥离。他终于甩脱了柳青的手,终于超越了旧的文学规约模式,终于摆脱了文学上的依赖心理和幼稚状态。他用"生命体验"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深刻认识和体悟,并用它来推激自己的小说写作,从而写出了《白鹿原》这样一部气象恢闳而激楚沉郁的伟大作品。     

论柳青文学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柳青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创业史》以其宏大的艺术视野和真实的生活描写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柳青在文学之路上凝聚了一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本人及其文学作品中,被人们称之为＂柳青文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历史意识、使命意识、献身精神、恋土情结等方面。柳青精神被新时期陕西作家传承并逐渐发扬光大,成就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成就。同时,柳青精神对当下文学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当代文学发扬传承。     

中文系举行关于梁生宝形象的学术討論会

自从我校中文系教师严家炎在《文学評論》今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之后,引起了学术界、文艺界广泛的注意,不少人撰写文章表示不同的看法,《創业史》的作者柳青也在《延河》上发表了《提出几个問題来讨论》的文章,針对严家炎文章的主要論点提出六个問題来討論。这場爭論涉及的問題較多,也較重要。虽然问題的提出是在于对《創业史》第一部的主要人物梁生宝形象做怎样的艺术評价的問题,但由此出发,却涉及到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农村现实生活的基本状况的問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新人的素质和特点的問题,以及应当按照怎样的原则来塑造这种新人的問题,实质是如何理解和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問题,此外,还涉及到如何认识我国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社会生活中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和矛盾     

《种谷记》故事发生地点正误

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写的是什么地方的事?目前我见到的十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四种说法,即“王家沟”说,“抗战时期解放区”说,“陕北王家沟”说,“清涧王家沟”说。“王家沟”说见于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陕北王家沟”说见于九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七省(区)十七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     

失语与尴尬——对俄罗斯文学史研究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

1991年苏联大厦轰然坍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各个方面留下了一堆堆废墟,也一度让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陷入集体"失语"与尴尬之中.对于国內的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来说,当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清理这些"历史废墟",这是我们告别"失语"、走出尴尬的起点.在清理"历史废墟"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不可回避:一是怎样科学评价别车杜的理论和批评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影响;二是怎样在欧洲文学背景上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俄罗斯文学的崛起和辉煌,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文化文学的发展"不一定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有关论断.然而,具体说来,却又有其內在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回归俄罗斯文学自身,并将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重要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进俄罗斯文学,撰写出接近俄罗斯文学"真相"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史来.     

浅谈语文探究性阅读的教学

探究性阅读是探究性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针对接受性阅读而言的.过去我们常说,学习一篇课文,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写了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探究性阅读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这些.关键在于,过去我们主要靠分析讲解(接受性阅读),现在是要求学生自己去探究去追究,从而改变语文"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     

疗伤与救赎——黎湘萍教授谈台湾文学研究

正一、终结冷战思维的台湾文学研究陈美霞:黎老师,您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里相对边缘,但是您对这个学科很有热忱。有人说您是"把台湾文学当作事业来经营",除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外,您还很重视学科建设与年轻人的培养,近年您更是发起了多场高品质的研讨会来推动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您对这一学科的热情源自哪里?黎湘萍:这真的是说来话长,要从我们为什么会去研究台湾文学说起。1985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不是台湾文学,而是文学理论。为什么学文学理论?1985年被叫做"方法年",是改革开放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只是我们当时思考问题的介入点,凡是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有体会。在这样氛围下,我们的反省是:西方之外,我们的周边状况是怎么样?特别是1949年后的台湾,它的理论状况是怎样?台湾那边的理论界是不是走一条与我们不     

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柳青年谱》后叙

据年谱资料以梳理,柳青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左倾,爱上文学。第二阶段,走上革命道路,以文学为自身工作。第三阶段,结束东奔西走生活,精心选择生活根据地,深入当时的农村,创作反映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其间发生主观的历史想象与客观现实的严重冲突,《创业史》写作面临困局。第四阶段,人生"由天入地",作家"由人变魔",灵与肉接受生活的洗礼,读史反思,思想拓展,精神升华,完成了"大写的人"。     

"先锋":陌生化的审美生成 ——接受修辞学视角的马原小说分析

先锋文学研究焦点由传统小说的"写什么"转变为"怎么写",生成了小说新的审美维度,也对读者的既有审美惯性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导致读者的缺席.文章运用接受修辞学的相关理论,研究马原小说的接受语境与"元小说"语言的生成;"元叙述"的潜在接受者;接受者心理对先锋文学形成的影响,关注并考察先锋文学陌生化审美的生成.     

柳青与赵树理合作化叙事比较——以《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为例

作为"十七年"农村合作化文学代表性作家,柳青与赵树理的文学叙事,既具有着社会时代共性特征,亦存在着艺术个性特征。从叙事观念、叙事伦理、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立场等方面,对《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进行重新解读,不仅可见出他们的文学叙事的差异性,亦在重构他们合作化文学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叙述的魅力--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小说家叙述意识觉醒,小说叙述方式发生根大变化,作家由重视“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叙述意识的凸现和叙述技巧的应用,使得小说的形式变得繁复多样,而对纵深心理层次的挖掘使得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叙述方式的演变具体体现在小说层面打破线性规则、零散性加强,小说中仅述人出现,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刘索拉、马原、格非、莫言、苏童、陈柒等小说家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小说的转型和叙述方式的革新。     

赵树理：作为农民的写作

赵树理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后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前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本文从立场、视角、言说姿态、阐释方式、写作目的等辨析两者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意在说明,为什么只有赵树理才能完成新文学与农民的第一次对话。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

先秦儒学既已蕴含"孔颜乐处"的思想,然其后儒学内部并未深入讨论,周敦颐以其独特的理论探讨和为人风格,使得此一问题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和重要特征。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如何能乐等问题;而其理论来源不仅直接与儒家相关,且与佛道两家也有一定关系;其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的精神追求、生活境界都有很大影响。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超越全球伦理与国家利益的对立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出全球伦理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这却丝毫不能否认不同国家主体对其自身利益的价值诉求。究竟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处理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观点在方法论上的对立。解决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关键的是要实现对其方法论上的超越。     

19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模式的流变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热潮贯穿于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三个阶段层层递进的态势,其中杨义、严家炎、陈平原等人的小说史著作都已成经典。通过对三个发展阶段的梳理以及对经典著作的重新审视,可以发现其中隐埋着一条包含小说史体例、小说史视野以及小说史观在内的编撰模式流变的线索。      

《西游记》作者之争和茅山乾元观“阎希言师徒定稿说”的优势

《西游记》为吴承恩所写定之说,目前已受到广泛质疑。笔者近年力主《西游记》的茅山乾元观"阎希言师徒定稿说",希望纠正偏见并整合"丘处机作者说"和"吴承恩作者说"。本文则重在比较"阎说"与"吴说"优劣,包括指出"阎说"在证据充分、研究战略、思考及立论的方法、推进中难点的突破、对文本及历史记载的解释力等方面,远优于"吴说"。     

“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另类小说遭遇尴尬——重读《金翼》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展示其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如何撰写民族志引发了当今人类学界的热烈讨论，但无论如何撰写，都应该以不损害民族志的真实性为前提。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民族志文本撰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林先生在追求内容真实性与小说化的叙事过程中，已经使该著作游离于小说与民族志之外，成为一种处于文学创作与人类学研究之外的第三种存在。     

孟郊贾岛诗歌比较研究

孟郊、贾岛同是中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两人生活经历、遭际相近,且同以“苦吟”闻名于世,更兼诗风相似,再加上对当代和后代诗歌创作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故许多文学史和诗评家常将二人及诗作相提并论。实际上,孟、贾诗还有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同：从诗体来说,孟长于乐府古诗,贾则工于近体诗人苦吟来说,孟是为生活而苦吟,贾则是为艺术而苦吟;从对生活的表现来看,孟多是以批判的态度诅咒黑暗的社会与痛苦的生活,贾则是较多的欣赏的态度去艺术地反映生活;从诗风来看,孟诗为清奇僻苦,贾诗则为清深幽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