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六法论”之“气韵生动”探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谢赫《古画品录》所提出的品画艺术标准“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像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以谢赫的观点来看，画作不仅需要表现外在的形和色，更需要注意表现内在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只有这样，画面才会有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所以，“气韵生动”实为六法之首。     

“六法”论之“气韵生动”阐释

“气韵生动”不是具体技法，怎么达到，因所长而异；“气韵生动”与其余五法不存在包容关系，但互有联系。     

“气韵”理论源流之辨

＂气韵＂一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出现的频率颇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词汇和文艺鉴赏术语,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体系中颇具民族特色的重要审美范畴和我国古代美术品评的特有标准、美学原则。从历史的角度纵向研究了这一重要的审美范畴,从＂气韵＂理论的基本内涵和产生源头入手,按照时代脉络梳理出＂气韵＂理论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整个过程,阐明了＂气韵＂在不同朝代的发展特点。     

“气韵生动”的意义指向及阐释拓展

南齐谢赫所提"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命题,历来解释纷纭,莫衷一是。就"气韵"而言,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全面的论述,并且在绘画中有着深刻的表现,产生了新的问题视阈并完成了新的阐释。     

谢赫《画品》以“气韵”为先的审美意蕴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除了先秦以外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及绘画艺术的发展。曹植、阮籍、嵇康、鲍照、陶潜、谢灵运、王羲之、陆探微等一大批极为杰出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涌现,在文学诗歌、绘画艺术、书法、雕塑、文艺理论等众多领域都达到了令后人仰视的高度。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提出了品评绘画作品优劣的六法审美准则,并将气韵列为首要标准,这既是对先秦时期美学的传承,也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美学思想,并给予后世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由“气韵生动”解读当代中国风景油画中的山水精神

文章从中国当代风景油画的发展和创作成果来探索中国油画在其借鉴、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如何逐步地构建了自己的美学特色，特别是在油画风景创作方面，如何的具备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山水——人的统一性的美学精神，这种精神包含了我们民族对于整个自然界研究的热情，这种热情可以追寻到我们更早的文化观照中去。同时，通过系统考量近、当代油画（特别是当代风景油画）的发展，试图揭示当代中国这一文化背景下，风景油画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山水精神，而形成自己的美学特色。     

顾恺之绘画理论中的美学主张与谢赫“六法”论之关系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传神论的提出、山水画论的初步确立和六法论的形成三个阶段。顾恺之是传神论的创立者,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引领者。传神论对中国绘画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谢赫六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六法是谢赫提出的品评绘画的基本标准,是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重要准则。顾恺之绘画理论的论点几乎囊括了六法论的全部内容,如若没有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有谢赫的六法论。六法论基本是在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论证这一观点,为的是廓清中国绘画理论发展过程中传承关系的问题。     

从“形意之辨”到“气韵生动”——邓以蛰的美术史观与绘画美学理想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现代美学名家邓以蛰因不满于中国现代美术界的创作弊病以及五四以来质疑国画生命力与价值的激进主张,在紧密结合中国画史与画论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近现代哲学与美学理论来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哲理性研究。邓以蛰围绕"气韵生动"这一核心范畴,将中国古代绘画概括为"体—形—意—理"的线性发展过程,视"理"(气韵生动)为中国古典绘画的理想境界,并率先建构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性绘画美学理论,对于中国现代的美术学研究与美学理论话语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论气韵生动的“技”内涵

谢赫所提的"气韵生动"在中国艺术史上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它的形而上的特性,把它视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而忽视了它作为"技"的内涵.事实上从技法的角度来理解"气韵生动"更符合"六法"的本意,作为技法它指的是养气,属于艺术创作构思阶段,是艺术创作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和不可或缺的首要阶段.     

南阳汉画像石的“气韵”之美

汉画像石具有古朴庄重、拙雅自然,方圆互用、静穆深沉,柔中含刚、气势磅礴等三方面的"气韵"之美。     

论传统画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与“气韵生动”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

传统画论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与“气韵生动”就是对自然规律与“天人合一”思想在艺术创作上的诗意提炼。认为绘画创作就是审美主体与自然通融感应后领悟自然的过程,弥漫着浓郁的生态审美智慧。“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相融相生关系,人与自然亦师亦友关系,人与自然诗意栖居的关系。“气韵生动”反映了生命与自然生生不息之美,生命与自然共生之美,生命与自然的象外之美。     

论徐复观“气韵生动”释义中对主体的发现——兼谈中国传统画论的两条现代阐释路径

“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画论中的核心范畴,自谢赫首提以来历代学人对其义理皆有阐发。20世纪,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在对“气韵生动”进行释义时,将主体的地位放到了突出的位置：首先,艺术作品中的“气”因主体精神的融入而得以完整现出,并呈出生生之动的“气韵”之貌,“气韵”是艺术作品呈现内在精神“生动”之貌的基础,“生动”是艺术作品中“气韵”流动的状态,此之为徐氏“气”生乃至“韵”动的“气韵”观;其次,他还从“气韵生动”范畴生成的角度,探出了一条以主体的发现为潜藏脉络、以“艺术性的人伦鉴识——传神之‘神’——‘气韵生动’”为内在发展理路的历史线索。徐复观对“气韵生动”范畴的现代阐释明显有别于以邓以蛰、宗白华等为代表的其他20世纪学人,为中国传统画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朝鲜民族舞蹈与中国古典舞“气韵”之比较

中国古典舞最为突出的美学特征,便是讲究"气韵".在中国古典舞中,"气"、"韵"分别统领着教学、表演、创作中的"神"与"形".意、气、力、形四者是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整体.朝鲜民族舞蹈最显著的特点则是十分强调"韵律",最基本、最典型的"气韵"方式则体现在"粘劲儿"上,并以此构筑了朝鲜民族舞蹈韵律的核心.这种"气韵"相近之因,无外乎由于哲学理念和传统文化之源相通、"气韵"观相同.     

宋代山水画论"气韵生动"命题的环境美学内涵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开始了理论研究与著作译介,表明环境美学的影响正在日渐扩大,并有望形成新的美学范式,这组学术笔谈旨在回应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程相占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从"重写中国美学史"、"与西方环境美学展开理论对话"、"丰富当代生态智慧"3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并提出"探索生态智慧"应该成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思想主题.马明的《中国古代城市美学"象天法地"原则初探》借鉴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提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象天法地"原则是中国古代城市意象创造的根本原则.李静的《始宁别墅与谢灵运的环境美学思想》以谢灵运的始宁别墅为研究对象,提出其选址与建筑设计体现了参与式的环境审美思想,使人在自然环境中仰观俯察而返归自然之性,从而更好地体验与自然宇宙一致的"生命的节奏".王萌的《宋代山水画论"气韵生动"命题的环境美学内涵》集中讨论了宋代山水画论继承了"气韵生动"命题,指出该命题在宋代成为一种环境感知与环境体验模式,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对于艺术与环境关系的理解,有着浓厚的环境美学内涵.张乾坤的《从"取景在借"看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从审美模式、审美观照方式、审美体验等方面讨论了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5位作者分别从总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环境美学思想切入,试图粗略地勾勒出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历史轮廓.     

“得意忘言”与魏晋六朝艺术观的建构

魏晋玄学以“本末有无之辩”为哲学主题,以“得意忘言”为哲学方法,塑造了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在这种玄风影响之下,形成了魏晋独特的绘画艺术理论,表现在艺术方法注重“得意忘言”,艺术创作强调“以形写神”,鉴赏批评崇尚“气韵生动”。     

“天人同构”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中国人的宇宙意识是“天人同构”．这一宇宙意识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决定了中国人对于艺术的本体认识;决定了中国人对于艺术的终极追求;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整体风貌;决定了中国艺术基本的创作方法;决定了中国人对于审美的基本认识．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独特的品性和特征。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庄蝶之梦与浑沌之死──《庄子》“物化”“气变”论解析

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而言，《庄子》的生死观是以“道”为根本、以“气变”为中介、以“物化”为现象和以迫退为目的的人生终仇视照．在生成序列上，气分为元气、阴阳和火气三个阶次、物分为人（或天地）与万物两个阶次，并且有阴阳生人、天地和六气生万物的相应失系。因此，气变与物化是对生死观抽象与表象的两种表述。     

论“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与“看护自然论”商榷

自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爆发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征服自然论成为众矢之的,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一时流行。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学术界近来也有不少人倡导看护自然,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看护责任。从环境伦理的视角看,这些看法固然合情合理,但是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这些看法本身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在本性上就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人类不可能安心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或者是看护自然。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来说,征服自然既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与挑战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守护自然,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对立关系,它顺应着人类不同的生存需求,人类的文明一直是在复杂处境中蹒跚进步的。     

“理性”的反思与解构“自然法”——休谟对契约论政治哲学的批判

在近代西方,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家以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为基础论证和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而在休谟看来,契约论根本上是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它的理论基础和框架是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而"自然法"理论中的"理性"概念存在着根本上的混乱。通过批判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和预设,休谟促成了后来19世纪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