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算法》立法宗旨的再造

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最大的亮点是适时对沿用已久的立法宗旨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在预算法的功能定位、立法作用等方面较以往的立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审慎地看,《预算法》的立法宗旨还需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预算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整个预算过程的所有预算行为,而不应只是政府的收支行为;从立法功能来看,《预算法》应旨在加强预算对政府的监督,而不是强化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完成预算作为"政府管理的工具"转向"管理政府的工具"的转变,向控制、管理和计划综合职能转型;从立法目标来看,《预算法》要突出人民主体原则,保障广大公民的利益需求,而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明确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公共需要最大化和人的全面发展。     

完善高校预算管理体系的探讨

高校预算管理是高校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现行的管理体系存在着一些不足。提出完善高校预算管理体系,首先应通过对高校预算资金收支范畴的合理界定,完善预算科目及项目设计等,完善高校预算收支编制;其次,完善高校预算管理机构及程序,加强预算的执行与监督,实现预算目标与高校发展目标的互动;最后,建立高校的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预算公开原则之于预算法:思考与建议

我国预算法没有对预算公开原则作出规定.预算法引入预算公开原则,不论是从公共财政方面,还是从公民知情权、政务信息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目前我国预算按有关部门制定的保密规定执行从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以及违背了法的位阶理论两点上提出了质疑,实践中执行预算公开原则的最大障碍是政府对预算信息的垄断,最后对于预算法引入公开原则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     

高校基本收支预算编制方法探讨

文章阐述了高校实现基本收支预算的时代背景 ,认为编制基本收支预算的前提是正确区分基本收支预算的内容 ,编制基本收支预算的关键是运用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 ,坚持预算编制原则。只有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不断加强预算约束力 ,才能确保年度基本收支预算的平衡。     

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演进逻辑与未来改革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演进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初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预算的制度化与年度化、划分中央与地方预算责任以及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第二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颁布实施,各项与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的制度改革,包括部门预算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等都在积极的推动之中。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演进有其内在的逻辑机理。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与政府财力困境有关,但推动改革的主要因素还是市场化改革。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仍面临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如何衔接的挑战。     

反腐败背景下我国绩效预算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

[提要]随着我国政府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收支领域的腐败现象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新时代的反腐败需要通过绩效预算制度来规范政府行为。国际上不少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及绩效预算改革运动的轨迹,为我国绩效预算制度改革提供参考路径。我国新修订的《预算法》中关于绩效预算制度可通过建立绩效预算立法的效力层级、建立有利于防治腐败的预算权力结构、形成一套以绩效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制定一套有效的绩效评价制度、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予以完善。通过绩效预算制度界定政府的权责效,厘清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建立“规制用财”的新型反腐模式,有效打击新形势下的公共领域腐败行为,有力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     

论我国《预算法》的修改与完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突破与不足

由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和财政部共同起草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新预算法旨在强化预算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对现行《预算法》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改与完善.《预算法》本身在实施近20年来积累了繁多的问题,而且该草案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其在某些制度的规范上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对于《预算法》的修改与完善依旧是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     

应急预算法制的反思与展望

完善应急预算法制是中国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中国应急预算面临着缺乏监督、财政供给数量不足、财政供给能力低效、应急责任体系不清等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预算法制存在缺失,尤其是《预算法》的应急理念不足所致。应急预算法制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预算规范化、预算实效化以及预算层次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而言,今后理应在《预算法》中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应急预算权力的监督,完善预备费的提取和管理机制,增强应急预算的财政供给实效,建立面向应急需要的预算调整机制,明晰央地之间的应急财政责任体系,从而有力推动中国应急财政的合法与足量供应。     

省级人大加强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实证研究

对政府全口径预算进行有效的审查监督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确保预算决策公开透明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新预算法关注的重点所在.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仍有不少的问题有待厘清.基于此,文章对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结合实证调研审视中国省级人大近年来的改革探索,发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改革认知不协同、法律规则滞后、全口径账本预算信息透明度不均衡和预算分配权较为分散等问题.因此,未来有必要以公共责任为导向,从认知理念的改进、审查监督法律法规的修订、监督能力途径的拓展、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以及人大代表积极性的培育等多元维度进行改革提升,使省级人大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有效运转起来.     

预算法定原则的起源及其基本构成要素

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必须遵循预算法定原则。现代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与税收法定原则同步。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法律实现了预算法定原则。美国在其宪法中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建立预算制度,通过1921年的《预算和会计法》,预算法定原则得以在美国确立。19世纪以后,法国、荷兰、德国、芬兰等诸多国家开始在宪法中明确规定预算法定原则,标志世界范围内预算法定原则的确立。预算法定原则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涵盖全部财政收支的预算、受宪法约束的一年期法案和由法律确定预算外开支。世界各国宪法对预算案的要求包括：采取法律的形式、预算编制权属于政府、预算案不能成为征税依据、不得剥夺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预算案的效力期限为一年、预算案必须遵循收支平衡原则、预算案不得成为非法定支出的依据以及预算编制应遵循相关的技术要求。世界各国宪法解决预算与实际开支情况不符问题的方法包括：超预算、预先开支和预算效力延长。     

公共财政预算的法律性质论纲

基于财政立宪主义的理念,公共财政预算较之传统的国家预算、政府预算、公共预算和财政预算等名称更能准确地揭示出制度意义上预算本身的法律内涵。关于公共财政预算的法律性质,国际上存在着法律说、行政说和折中说等的争论,法律说应该是终结的取向。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应然法律性质应该定位为一种特殊的法律。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简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预算周期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制约,预算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就预算周期而言,由于严格上说,我国并没有一个完全意义的政府预算周期,更没有标准周期预算的法律制度,这就对我国预算制度运行及其预算改革效果产生许多不利影响。我国的预算周期改革,应当按照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和预算管理效率,更好实现预算的功能为目标,运用标准周期预算理论,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周期预算制度。     

俄罗斯法上公共机构的财产责任问题

俄罗斯法不承认公法人与私法人、国家公产与国家私产的区分,坚持民法对国有财产问题的一元化调整模式,建立并实践了一种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债务人）优先保护原则＂相反的公共机构债务追索模式,即债权人利益优先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保障了公共机构与私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平等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给国家预算带来较大的压力。     

试论我国政府支出预算改革——由一则报道引起的思考

从<北京青年报>一则关于广州市人大质疑政府预算草案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广州市2005年的支出预算明显超额.实际上全国各级政府的支出预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额现象.本文分别从法制、监督、执法三方面,对政府支出超额预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减少直至杜绝超额预算的对策与建议.     

论公民的预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民的预算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与方式参与预算事务的权利。确立并保障公民预算参与权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公民参政议政,促进预算公平,实现人民主权,而且可以有效启动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民主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公民预算参与权的保障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参与途径缺失,救济渠道不畅。因而公民预算参与权在我国的实现,不仅需要健全相关立法,而且需要完善参与途径,疏通救济渠道。     

完善宪政背景下人大预算监督的探讨——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路径

人大预算监督中暴露出的监督法制不够完善、预算信息不够公开等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与我国宪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深入分析人大预算监督与宪政、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转变完善人大预算监督的思路,以深入发展政府信息公开为着力点,建立一整套与人大预算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的机制,从宪政推进的层面寻求人大预算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     

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以马克思早期悖论观为视角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法治悖论困扰着关于法治的理论认识与现实运行.本文运用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悖论观,展开对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首先将法治悖论划分为形式逻辑层面的法治悖论与认识论层面的法治悖论,进一步分析法治悖论产生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以及法治悖论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指出法治悖论在认识论上的启示意义,最后提出对待当代中国法治悖论的应有态度与解决之道,即应当从人的自由本质之价值元点设定出发,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通过法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化解法治悖论,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