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宁海王锡桐起义

王锡桐起义(一九○○年六月——一九○三年十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在浙江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反帝斗争.王锡桐起义虽局限在宁海一隅,但其意义和影响则远远超过了起义波及的范围.这次起义是在义和团运动的鼓舞下展开的,它与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相呼应,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余栋臣起义军和哥老会

十九世纪末叶,四川大足爆发的余栋臣起义,其势力北达安岳、铜梁,南至永川、荣昌,声威震动全川,对于稍后发生的四川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辛亥四川保路风潮,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清政府对这次起义十分重视,曾多次谕令四川总督恭寿、护院文光,“严密拿犯,务获重惩,以靖地方”。这次起义影响这么大,是同,哥老会有着紧密联系的。可以这样说,哥老会是余栋臣发动武装反洋教斗争的桥梁和纽带也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就余栋臣起义军与哥老会的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梁启超以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时叉和团有所评论。梁启起试图从事物之普遍联系乃至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义和团谈义和团。梁启超关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得如何详尽,而是就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不因为其中某些谬见而遮蔽或冲淡。除了对义和团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外,梁启超还以"导师"的口吻,就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列出8个方面的论题。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灭洋”口号的提出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学术界一直较为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1980年至今,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开了四次,论文发表数百篇;对许多重大问题,如性质、作用、历史地位及其口号源流等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是,对于义和团到底兴起于何时,却很少有人深究。当时人把它叫做“庚子之变”,好象义和团运动就是1900年一年中发生的事。后来人们把时间向两头延伸,上限划到1899年10月山东平原朱红灯起义,朱红灯     

义和团运动在辽西

二十世纪初,席卷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初起于山东,是由民间的秘密结社义和拳发展而来的,一九○○年春进入京、津地区,旋即由陆路的海路传入靠近鲁、冀的锦州、朝阳、营口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到整个奉省和东北地区,形成燎原之势。辽西义和团作为东北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它地区的义和团勇士们遥相呼应,用大刀、长矛与满腔怒火,同     

论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

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威诰大,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重要特点。     

简讯

△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九十周年,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山东大学决定于1990年10月7日至1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将讨论四个主题:(1)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政治;(2)     

义和團运动初期斗爭階段的几个问題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距今已有六十周年了,在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爆发了一次規模极为宏伟的反帝斗爭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二次革命斗爭高潮。这个运动曾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兇恶气焰,阻止了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阴謀的实现,“他們的英勇斗爭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解放以来虽发表了一些論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进一步的要求来说,义和团运动史尚有許多問題未被历史工作者作深入的探討,例如义和团运动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义和团的組織及其源流演变如何?义和团的政治要求是     

评1900年长江中游地区自立军起义

1900年8月,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自立军起义,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发生在南部中国的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自立军的英雄们,同义和团的勇士们一样,用自己的鲜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张年历,涂上了一层殷红的色彩。然而,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誉之者或称为“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贬之者或斥为“反动的勤王运动”;调和者则说成是从维新向革命转化的“中间环节”。一个历史事件,引起如此的歧议,一方面说明它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异人形象

李伯元所作《庚子国变弹词》是近代反映义和团事件最为全面、详尽且偏见不强的曲艺类作品。《庚子国变弹词》以全景图方式再现了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还刻画出了一组性格特别的人物群雕图。其中端王、李来中、张德成三人皆具有异人特征,三人不仅是义和团集团的绝对首领,还寄托了李伯元所阐释出的鲜明个性。在《庚子国变弹词》的世界里,端王成了一代枭雄兼霸主类角色,李来中则是行踪飘忽、来去无踪的羽客类人物,而张德成就成了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类主人公。三个团众首领分别担负起枭雄、羽客和怪杰的形象,延续的是戏曲角色定位的需求,而未曾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三个特异型人物的登场,组成了一幅风云跌宕、诡异莫测的江湖世界图景。如此性格人物的集体亮相,迫使弹词为传统江湖世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近代化的新素质。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

《庚子国变弹词》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其中包括张武举。李伯元设计的张武举俨然是江湖人士的代表,他因杀人而投奔朱红灯,本不符合晚清武举的真实生存状况。李伯元这样设计是为了突出张武举的特殊出身,以避免描述下等人升为团众首领的尴尬,反映了作家的等级偏见。《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记乡村民教冲突以武举纠纷案为引子,突出的是弹词的传奇色彩和暴力内涵。弹词的开头选择张武举为反教方面的代表,恰是数以百计的教案中的一件事,而张武举的形象则集庞三杰、樊秉章等晚清诸多武举人形象于一身。张武举代表的是士绅的精神和行为共性,而非团众的利益。由张武举引出的江湖世界,延续了《庚子国变弹词》民间想象的本色空间,而张武举形象以其特别的出身而成为弹词的亮点。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青徐兖籍官吏与曹魏政治

曹魏时期青徐兖地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理单元,出自这一地域的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影响着曹魏国内政局。一方面,他们在曹魏立国、魏吴战争以及平定国内叛乱中均功绩赫赫;另一方面,以唐咨为首的利城兵变和诸葛诞叛乱致使曹魏政局跌宕起伏。     

载沣使德述论

光绪二十七年 (1 90 1年 )因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克林德事件 ,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专使往德国谢罪。这是清朝第一次派亲王出洋。出于报复心理 ,德皇在礼仪问题上刁难载沣使团。德皇要求坐受国书 ,醇亲王行三鞠躬礼 ,且参赞随员须向他叩首。清朝方面不堪受辱 ,为此与德国方面多方交涉转圜 ,最终在勉强挽回清朝面子的基础上礼仪之争得以解决。在整个使德过程中 ,载沣表现的民族气节、才能及谦逊赢得了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论1926年威林敦访华及其双重使命

"五卅惨案"后,中英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改善中英关系并征询中国各界对英国庚款用途的意见,受英国政府指派,1926年2月威林敦率代表团访华。五个月内,代表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完成任务,而后形成的报告书成为"1930年中英庚款换文"的根据,为解决中英庚款问题奠定了基础。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反洋教运动”揭帖传播范式的历时性研究

清末教案之发生与发展,都有揭贴传播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对“反洋教运动”揭贴传播进行历时性文本分析,探讨其生产范式的转向.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运动”揭帖显示出充分的传统“文化主义”取向,其内核依然为“怀夷附远”的儒教“天下观”,随着与天主教争夺文化霸权的展开,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传播范式.在有效动员下层百姓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运动中,书文揭帖之生产,纠结复杂,显示了典型的“文本性”特征与历史构成.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简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张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偶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已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偶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偶,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