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制度公正与城市拆迁纠纷化解机制

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多方利益动态博弈均衡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城市拆迁制度的形成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博弈均衡的确认与保障;同时,只有相关制度体系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体现了城市拆迁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该制度才是公正和良好的,城市拆迁纠纷才能得以解决。这就要求,城市拆迁立法或定制要依据博弈规则与均衡,通过强化公开机制和完善利益表达与拆迁参与机制来确立和保障公正,也就是确认和保护各种合理的符合市场价值或公益价值的利益。此外,从目前来看,建立、培育或完善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中间组织、强化城市拆迁听证制度,对实现利益均衡、强化制度公正来说是必要的、紧迫的。     

城市房屋拆迁视角下我国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矫正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各地的房屋拆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的重要主体部门,其公共权力的运用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来,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在利益因素的驱动下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采取有效措施来矫正政府公共权力异化,实现公共权力公共性的回归,必须从树立政府正确的政绩观、加快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着手。     

当前公共政治文化建构含义

当今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但价值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所以）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换言之，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法律的功能是调整人们的基本关系，但公共政治文化才使公共领域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建构公共领域价值的关键在于重塑公共政治文化，这要求公共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构现代公共性社会关系，而且后者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联合体建立在利益组织化协调机制与社会公正维护机制紧密无间的政治联系上。     

“治理”语境下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探究

当代中国城市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和旧城改造带来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越发突出,耐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也日益增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治理理论要求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承担责任,从而为解决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制度与观念约束、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冲突、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并存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参与——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思考

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小而分散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亦如此.集体行动的达成,一方面需要所在社群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外围组织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而言,一方面要使“马铃薯”式结构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合作参与治理;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外围组织的支持作用.而在当下村民自治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府的外部制度供给,引导、激励农民合作参与治理,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的考察,成功的外部制度供给与实施,解决了农村公共事物受益的普遍性、公平性、参与性以及信任性问题,化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克服了“搭便车”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农民合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安全治理

公共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在公共安全能力建设、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性、市场化的安全防范组织不断壮大,公共安全领域呈现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良好态势.但是,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并不十分规范,在安全责任意识、安全职能定位、安全治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理念层面,需要培养合作治理共识,加强公共安全文化建设;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制度;操作层面,需要落实公共安全的全过程合作监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     

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的路径选择

新型社会治理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加强建制性权力、形成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上,将建立政府和社会共治合作关系作为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协同式的合作关系,而改革的深入则进一步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在降低社会参与门槛的同时积累民主治理所必需的合作、规范和互惠,这将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性质的定位存在着误区,表现在将补偿问题定位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误区是导致补偿问题复杂难解的深层法律原因.拆迁补偿关系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性质为行政征收补偿,政府才是真正的补偿义务主体,政府应直接对被拆迁人承担补偿义务.拆迁补偿应以公正合理补偿为基本原则,尽可能全面弥补当事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仅就补偿标准而言,公正补偿应体现民法精神,但不可将其与民事赔偿简单等同.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暴力拆迁”之法经济学思考

暴力拆迁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人们对当前拆迁制度的反思。以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依托,采用实证的分析方法,解析引发拆迁冲突的内在诱因,同时借用理性行动者模型剖析不少政府官员在拆迁过程中＂偏好＂使用暴力之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寻祛除附在政府官员身上的＂暴力鬼魅＂之方法,以期实现和谐拆迁。     

《物权法》实施后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代替）予以规范,“城中村”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其拆迁补偿方式及程序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根据《物权法》规定,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同拆迁城市房屋一样,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拆迁、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拆迁、非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不得拆迁。当前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好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规范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行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政府性的组织行为和任务,在操作上过于注重经济效果的考量,较少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忽视其综合性的特征,应注重整个搬迁过程中社会文化转型的推动力。社会文化的转型使得组织和个体的观念与行动发生改变,也导致了权力的支配方式从显性转变为隐形,且支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持续加强。所以,当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拆迁与生活安置等实践过程都需要加入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治理要素,并慎重考虑贫困群众的意愿与适应能力,做好及时的成效评估,若非如此,则可能产生不愿看见的相应后果。     

新农村建设拆迁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继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务工之后,三农问题的又一个高潮。新农村建设,旧貌换新颜,势必涉及到农村房屋的拆迁,然而我国目前对新农村的房屋拆迁还没有太多的现成经验,也没有太多现成的理论指导,因此笔者认为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房屋拆迁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     

城市拆迁纠纷解决机制实证研究——以安置补偿纠纷的行政裁决机制为中心

课题组对s县的拆迁行政裁决机制进行了全面调查。该县行政裁决机制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以“和谐拆迁”为指导思想,其二是多元化的调解办案机制。行政裁决的客观效果表现较好,但主观效果则不尽如意,并未消除当事人内心深处的冲突。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现行裁决机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裁决主体不具备中立性,其次是裁决程序具有相当的压制性。拆迁行政裁决机制的未来应从问题导向转向从根本上化解纠纷、消除不满。为此,在选择法治化的行政裁决模式的前提下,应分离拆迁管理与拆迁裁泱职能,适当扩大拆迁裁决的受案范围,改革现有的房屋价格评估机制。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探讨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对农村房屋拆迁进行规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拆迁程序不公正、安置补偿不合理、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是困扰当前农村房屋拆迁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尽快制定专门的征收法律,对征收集体土地和拆迁农村房屋两种行为分别做出规范,对拆迁补偿原则、补偿方式、拆迁程序、权利救济、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

德州“两区同建”为中国城市化转型提供了范例。它启迪我们：新型城镇化应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解决当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城市病”;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用足用好“小城镇、大战略”,促进“三农”现代化,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和工农差距;新型城镇化应当考虑打破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根本上化解日渐凸显的、由征地、拆迁等诱发的社会冲突;新型城镇化应当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乡政村治”格局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制度配套改革和创新。     

城市拆迁改造对邻里等初级群体的影响

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拆迁与改造是一个必然趋势。在城市面貌因此而发生变化的同时,城市改造给城市居民的邻里初级群体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产生了许多社会成本。城市房屋拆迁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手段,在实施过程中也将意味着居民们会弱化原来邻里之间的互动关系、情感联系和相互建立已久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