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地区产业之所以能够集聚发展,必然有一系列推进其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显示,常州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科技因素、产业因素。企业家的推动作用和地区比较优势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而常州区域内的骨干企业、地方政府的支持政策及产业价值链等未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裕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更是对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尤其是2008年之后集聚水平急速下降,其中纺织服装类及相关产业的集聚状态相对较高,而饮食加工及其制造类行业与造纸及纸制品业的集聚程度偏低。根据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劳动力池、运输成本、地方保护与对外贸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明显影响。为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应促进地区间人口自由流动,密集铁路公路运输网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北京零售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零售产业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会给行业内部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带来诸多集聚效应,如降低交易成本,解决行业就业问题等.本文选取零售业作为产业集聚研究对象,并以北京市零售业为例,对北京市零售产业集聚水平以及零售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工业4.0背景下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探究

基于工业4.0战略背景,在对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行业不均衡现象,其中烟草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产业集聚的区域空间呈现不均衡性,即呈现以长沙为中心、株洲和岳阳为副中心,由内向外逐层递减的分布状态。在对...     

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盖距问题近期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劳动生产率具有易于计算和易于比较的特点而被广泛应用,我们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考察地区差距。缩小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对于促进我国总生产率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将我国西部地区1992—2005年10个省、市、区的劳动生产率(劳均产出)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改进和资本深化三个部分。     

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对西部地区49个自然村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对西部落后地区49个村庄资金借贷现状调查的数据,对影响农户资金借贷行为的因素进行大样本考察,以期为西部经济落后地区金融体系的改良和发展提供依据和新思路。从农户资金借贷发生率、融资偏好、借贷资金用途、借贷成本等方面考察了农户的资金借贷特征。在对农户资金借贷影响因素的研究上,首先提出影响农户资金借贷行为的理论假说,再选取多元逻辑斯蒂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统计结果表明农户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偿债能力以及对信用社的主观感受对农户的资金借贷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针对实际情况对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以信息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其整体发展状况,然后选取2004—2013年29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生产要素、区位因素、空间因素、政府因素和国际环境5个要素为立足点,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误差修正后的长期和短期均衡模型,通过模型的对比,分析了产业聚集理论对信息服务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均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力资本的系数最大;信息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在长期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影响显著;政府扶持力度仅在短期促进信息服务业集聚,长期影响效果不大。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带动人力资本集聚机制研究

人力资本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不平衡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增长极理论可以有效集聚人力资本。文章以西部地区为例,阐述了经济增长极对人力资本集聚的作用机制,分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的现状,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确定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以带动人力资本集聚的路径选择。     

广州市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分解的实证研究——以批发零售业为例

产业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服务业集聚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出发,对CES函数进行了扩展应用,以更好地得到能反映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指数,并从指数中分解出布局集聚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和内部集聚经济等三个因素来分析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批发零售业集聚水平的实证分析,以了解其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     

民族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与对策研究

为研究民族地区服务业的集聚水平,选取民族地区2009-2013年服务业各行业的增加值,首先进行现状和趋势分析,然后通过计算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民族地区五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进行评测,结果表明,我国民族地区的主导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形成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对策。     

我国的海洋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的分布越来越呈现出空间集聚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区位商法的分析发现,海洋产业的集聚化特征已比较明显.根据不同因素的区分与归类,概括出影响海洋产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差异、海洋相关政策,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约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海洋产业的集聚水平.对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可以通过提高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厦漳泉产业集聚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发展不仅有益于微观经济实体,而且能增强区域经济竞争能力。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多在产业空间集聚的测度,对特定区域的产业集聚测度研究较少。“厦漳泉同城化”的发展是否会加剧三地经济的竞争,充分了解其产业集聚现状是判断的基础,也是制定合理产业政策的前提。为此,采用产业集聚衡量指标对厦门、漳州、泉州产业集聚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产业集聚效应、要素拥挤与效率改善——基于浙江省农产品加工业集群的实证分析

以2003—2012年浙江省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为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产业增长、产业集聚及其要素拥挤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集群式产业的集聚程度与产出规模呈同向变动关系;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生产要素拥挤现象,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要素拥挤到一定程度,会使产业集聚丧失对生产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调整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是改善集群生产效率的基本路径,使传统农产品加工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是未来发展方向。     

江苏省FDI和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对FDI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DI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产业集聚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商示范效应（投资水平）、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服务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批发零售业为例

在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集聚现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涉及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的文献较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回顾了有关产业集聚测度方面的相关理论后,对CES函数进行了扩展应用,以更好地得到能反映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指数,并从指数中分解出布局集聚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和内部集聚经济等三个因素来分析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批发零售业集聚水平的实证发现,广州市批发零售业呈现出了集聚态势,整体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04年开始有持续上升趋势,但是这一集聚水平明显受到布局集聚经济和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而内部集聚经济影响不明显。     

比较优势与有竞争力的产业聚集

比较优势是实现有竞争力产业聚集的越要条件，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业聚集，则取决于历史偶然性和预期等因素，并需要社会制度条件的配合。欠发达地区可以在分析比较优势和现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招商引资，增加宣传，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有竞争力的产业聚集。     

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

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国贸易成本的大小,而贸易成本的大小又会对一国产业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　(1)　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两地间的基础设施都能提高落后地区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当发达地区初始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落后地区时,两地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扩大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2)　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将使落后地区福利水平上升,但会使发达地区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存在降低社会总福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极易在地区间规模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都很大时发生;(3)　中央政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需要相机抉择,最优决策取决于两地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的相对水平。     

产业聚集视角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利用区位熵指数对皖江城市带九个城市37个行业的聚集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皖江城市带产业聚集水平较低、产业聚集资源依赖性较强、产业聚集结构不合理以及中心城市产业竞争力不强。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市实际情况,提出皖江城市带各市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加大聚集程度较高产业承接力度、依托比较优势承接产业转移、提升核心城市产业竞争力、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避免恶性竞争等措施。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