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还是虔敬？——《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论苏格拉底的不虔诚

在人与神的交流方式上,苏格拉底表现得对神无所求。"不信城邦的神"指的是不以传统方式接受城邦的神。对苏格拉底信仰的新的神灵——戴蒙——所做控告,原因不在于戴蒙的道德化,而在于戴蒙的私人化,以及在戴蒙和理性(反诘)的共同作用下,苏格拉底才能确定神灵以各种方式传达的真正意义。苏格拉底的哲学审查——诘问——始终与智慧问题密切相关。苏格拉底的"人的智慧"和"超人的智慧"的对比,彰显了苏格拉底对神灵的谦卑和虔诚。     

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苏格拉底:刺猬还是狐狸?——对苏格拉底悲剧的一个再思考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怎样解释这一事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哲学的性质以及他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是一元论的、绝对真理的、建设性的,另外一种是多元论的、怀疑论的、破坏性的."刺猬"和"狐狸"可以分别代表这两种对立的意象.这两种类型的哲学都可能与城邦政治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Apologia：申辩还是道歉？——《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政治哲学解读

笔者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了政治哲学的解读。《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一篇法庭呈辞,可细分为公民之言和立法之言。通过对这双重言述的辨析,可以看到Apologia作为申辩,苏格拉底对哲学做出了政治辩护;Apologia作为道歉,苏格拉底则对城邦事物做出和解的姿态并对哲学自身提供一种反思。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宇宙神话

在《治邦者》中,埃利亚的异方人讲述了一个宇宙神话:宇宙有两种旋转方式,与此相应,人也有两种生活状态。吊诡的是,神话整体看似倾向于无神论,其实这反映的是当时雅典的礼法真空状态。异方人用这个神话向苏格拉底发出邀请,请他重新为民众制礼作乐,编织新的诗教传统。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历史的抑或哲学的？

19世纪,西方学界研究古希腊文明成果斐然,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断便是古希腊思想的非历史性。由此出发,涌现出了一批历史地研究古希腊文明的经典作品,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即是其中之一。然而,从传世的希腊文献看,古希腊人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探讨和思辨,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就是在集中处理城邦政治史的问题。在该卷中,苏格拉底讲述了最佳城邦经由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而最终堕入僭主政制的衰亡史。这一古典城邦政制演变的经典描述,随着19世纪以来古希腊史研究的进展,不断遭到挑战。笔者试以19世纪法国大史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与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作一对比,分析两者描述城邦政制演变之分歧,指明其原因,并进而说明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中采取哲学的而非历史的书写的良苦用心。     

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

在《高尔吉亚》《斐德若》《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话著作中,柏拉图探讨并总结了在雅典民主制下,言辞技艺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运用,创造出ρητορικη?一词指称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辞技艺(即狭义的修辞术),并且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智术师派修辞家宣讲的修辞术存在的利弊。在哲学与修辞术的关系上,柏拉图并非简单地一概否认修辞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而是在肯定修辞术作用的同时,一面强调政治修辞术必须为追求正义服务,不能以牺牲人们对美德的培养为代价,而败坏了城邦政治和人的灵魂的秩序。柏拉图在研究和批评智术师派的政治修辞术的同时,对自己的写作技艺也作出了正面的总结和归纳,推出了为哲学服务,化解哲人生活方式与城邦大众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矛盾,流传哲学火种的哲学修辞术。     

卢梭的梦与苏格拉底

卢梭继承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他以苏格拉底哲学质疑启蒙运动。卢梭提出,商业文明滋生出毫无公民责任感的布尔乔亚,而人类社会的最佳状况是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中的人们才能够追求德性。与之相应,公民社会中的哲人不应当普遍启蒙民众,因为启蒙运动只会使民众暴露在自然的暴戾之中而无处容身,哲人也必然随之变质。无论是在政治著作中还是在自传性著作中,卢梭都意在调节公民社会与公民哲人的关系,并试图建立适合公民社会的宗教或情感教育。可惜的是,卢梭的继承者们没能坚持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他们对卢梭的偏执理解反而推进了现代性浪潮。     

英雄德性与卢梭的政治哲学意图——对卢梭思想中苏格拉底与卡图问题的思考

由于卢梭既是一位"苏格拉底式哲人",又是著名的现代民主共和哲人,这种复杂的政治哲学身份使得卢梭的哲学意图变得复杂难辨。存在于卢梭思想中的"苏格拉底与卡图之争"构成了理解卢梭统一政治哲学意图的重要切入点。这一问题线索将以不断递进的方式,提示卢梭哲学意图中的三层核心要素。首先,卢梭从对哲学与城邦的双重关切出发,深刻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启蒙的反思;其次,卢梭以新的自然状态论及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打造民主政制设计,这一计划本质上源于卢梭在启蒙的新处境下为哲学辩护的内在理由;第三,在卢梭深层哲学意图的推动下,英雄德性问题成为卢梭政治哲学计划能否取得成功的核心。对上述三层要素的总体把握,将有助于在整体上理解卢梭民主共和哲学方案的深层理由及其得失。     

苏格拉底会爱个人吗———论柏拉图式的爱与“个人”的关系及其展示出的哲人处 境简

苏格拉底会爱一个人吗？问题有两重含义,一是怀疑苏格拉底是否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重点在“爱”上;二是怀疑苏格拉底是否能真的爱上“一个人”,重点在爱的对象上;同时责问背后还在质疑这种爱的效果能否为其正当性辩护。值得追问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爱究竟与一个具体的人有何关系,爱的对象有哪些,进而追问哲学对个人的教育如何可能,哲人如何在个体与普遍的困境中得以自适。     

认识你自己——从宗教到哲学的反思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将这句箴言纳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用以解说哲学的使命。它使得哲学在苏格拉底这发生了转向,把哲学对象从自然转向了人和社会,使"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浅层面上得以升华,解决了关于哲学本质的问题。它也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人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便不能很好的认识世界"这一真理的深刻内涵,并且也为近代哲学把认识论提升到研究首位提供了理论启发。因此,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出现危机的今天,重温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阿伦特论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为视角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分析,表现为哲学和政治、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哲学则通过三个主要命题终结了这一传统,却又显示了与传统的复杂的相互关联,从而使马克思学说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阿伦特对此的分析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又不免牵强,需要细致地加以辩明。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灵魂的教育者——《王制》中的苏格拉底与荷马

一直以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出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都是西方政治哲学与文教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理解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问题,首先要考察其被提出的语境,即《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对诗的两次批评。通过分析这两次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诗的讨论与灵魂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鉴于古典意义上的诗人和哲人都是灵魂的教育者,对诗与哲学之争意义的考察就必须从灵魂教化的古典视野出发,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超越纯粹思辨的哲学辩护和单纯的诗学研究。     

论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学

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恢复了古希腊理性主义精神,更在于赋予理性以实践（道德）意义。苏格拉底的出现,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自我”。苏格拉底之哲学堪称“理性主义的伦理学”,他首次将伦理学纳入哲学视野,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理性主义命题;同时为寻求真正的伦理学知识,他提出了“是什么”的科学思维范式,奠定了西方人的基本思维模式,极大的推进了科学与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