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 ——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中国公共组织的目标改革

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内涵、外延、发展和完善过程以及针对官僚制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特质的比较和关系的重新审视,得出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一种调适性的完善的结论。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西方官僚制发展历程与后官僚制改革--兼议当代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与创新

社会转型期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实践证明,中国已呈现一个全新的价值选择。探讨官僚制的理性构建与 后官僚制的改革理念就成为现实的需要。本文从官僚制理论构建、实践轨迹及官僚制缺陷三方面分析了官僚制发展路径,并由此引出后官僚制改革中的理念变化与技术创新。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理论分歧、模式构建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西方官僚制批判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包括官僚制低效论、缺陷论、过时论、威胁论和渗透论。但是这些批判都没能从根本上对理性官僚制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性超越。梳理归纳这些批判并加以反思,将有利于重新审视官僚制,明确批判方向。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公立学校“科层制批判”的反思与批判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世界性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 ,人们对公立学校科层制的批判呼声也日渐高涨。然而 ,诸多对公立学校科层制本身的认识及批判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片面性与不合理性。公立学校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公立学校科层制首先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其存在本身就有诸多可资解释的内外因素。科层制低效并非公立学校特有的、内生性的难题 ,私立学校也并不一定比公立学校拥有更高的办学绩效。我们应从一味反思、感性批判的态度转向理性、建设性的立场来评价公立学校科层制 ,以客观、全面、换位思考的姿态去积极克服公立学校科层制的弊端。公立学校的自主发展转向、公立学校的内部激励机制与内部事务透明化是改进公立学校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应对之道。     

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

论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官僚制发育程度的不同,指出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不仅不能摈弃官僚制,而且还要为官僚制"补课".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明清时期我国基层官制的量变与质变

作为古代中国富有特色的基层官制,明至清中期,县官制度经历其最后一次渐进性发展,在县官的铨选、任用、致仕、品级、待遇、管理等制度上不断加以完善,有效地实现了制度规定、职责实现与地方社会类型的高度统一。但是经过发展的基层官制仍然没有摆脱"钱谷刑名"的核心职责,所以这一时期的县官制度仍然呈现出一种量变。晚清时代,为适应中国社会性质的蜕变,基层官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和基层官制的行政、司法权分离,传统的县官制度逐渐为近代镇(乡)官制度所取代。至此,明清基层官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县官到镇(乡)官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基层官制,传统县官制度的合理性内核仍为现代所需。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