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以《老子》、《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许多学者论述道家思想,往往把道家治国治身思想相提并论,认为道家治国治身思想是身国同治,治国治身是一体两翼的思想体系。但是,此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到道家隐而不显的思想内核——治心思想。笔者认为道家实际上早就系统地提出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的思想。依据道经首次揭示了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是心身国同治的思想,论述了"道"是贯穿于心身国的主线,阐述了三者是互相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     

梁武帝崇佛亡国再认识

后人在评价梁武帝的亡国灭身时总是要把它与他的崇佛举措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必然关系,正是崇佛过度才导致了亡国灭身.从治国理念、币值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梁武帝崇佛不一定亡国的观点,认为梁武帝的亡国灭身实在是其晚年治政的昏庸和其子萧绎的勤王不力造成的.梁武帝亡国灭身与崇佛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     

《牟子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刍议

<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就其中所反映的儒佛关系而言,表现出了"以儒解佛"的格义方法、"援儒对儒"的论辩策略和"易儒以佛"的价值立场等特点,在内容上涵盖了儒佛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其作为早期居士佛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忽视.     

“空”“有”与“空性” ——以龙树《中论》第廿四品前六颂为例

对"空"与"有"范畴的把握,是正确理解般若经教及龙树菩萨中观学的要点和难点。中观学对于般若经教之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部派对于般若空义极端化的误解。因此,在考察"四谛"这一佛法基本义理的第廿四品之首,龙树菩萨即针对有部对空义的误解及其推论,提出著名的"二谛"说,为以中观理诠释四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展现有部、犊子部等部派佛教之四谛说的"人空法有"的"问题意识"中,去探索接受般若中观学空性观之际,所遭遇的与文殊法门类似的困难,从而明确了诸法以二谛圆融,即世俗因缘中的存在性与胜义实相中的空之间无碍、无冲突。     

《元始天尊说无上内秘真藏经》"法界"思想探微

《元始天尊说无上内秘真藏经》融汇佛教"法界"学说思想成果,构建了大乘道教的"法界观"."真藏"意味着法界,真实存在于众生自性本具的"道性"之中,所谓"道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真藏法是超越有无二边、"一真一切真"的最究竟境界;一切众生都与天尊本性平等.《真藏经》的"法界"之说并非华严学"一真法界"义理的翻版,实际上是为了回护、彰显符合道教精神特质的"道"身有相学说,为诠释"道"的真常、实有之理论特质,论证"道性"的本体意蕴服务的.他不仅凸显"身"为实体,而且强调"心"亦是实体.在这一点上,《真藏经》又融会贯通了佛教天台宗圆教学说的"法身有相"命题.《真藏经》法界学说的理论特征与中国佛教"性空妙有"的思想特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茶道"四谛"略议

在中国,佛教与茶结缘甚早,禅宗兴盛以后,更形成了"茶禅一味"的佳构,为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茶道重自然,轻礼法;重精神,轻形式;日本茶圣千利休总结出"和、敬、清、寂"的 "茶道四谛",促进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形成.韩国茶礼亦有"四谛",略近于日本茶道精神.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致力于总结具有华夏特色的"茶道四谛".诸家"四谛"之说,如出于开悟众生的方便,亦无不可,若要从中拣择,定出一尊,便索然无味,有违禅宗精神.     

生命苦谛的慧悟与反抗--周作人“苦质情结”的佛学底蕴

本文之所谓周作人的"苦质情结",是指他往往偏于从悲苦、绝望一面去体悟人生、解释世界的一种气质特征.文章提出,周作人这一气质特征之形成,与佛学苦谛所体现的生命本体观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这一总命题下,文章分别论述了周作人之抗争残虐无道与"佛性说"、历史循环观念与"业力轮回说"、挑战虚空与佛学坚苦卓绝的愍世情怀间的内在因缘,从而具体析离出周作人苦质情结中的佛学底蕴.     

《西游记》"悟空"论——《西游记》数理批评之四

《西游记》"三教归一"、"万法……归一";"三教归一"归于"佛","万法……归一"归于"心"。而心即佛,佛即空。"孙悟空"即"心悟空",为"归一"之象征,也就是说"悟空"为"归一"之旨。《西游记》由"归一"而至于"悟空",是一部糅合儒、道"归一"于佛教色空而以"治心"淑世的长篇小说。     

苏轼融合儒道佛的特色

苏轼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典型意义,突出表现在他融合了儒道佛的思想。在他之前,唐朝就有王维、白居易、司空图等人接受儒、道、佛的思想影响,即所谓“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三者互不相妨而成一心。宋代理学就以“月映万川”的看法,使儒家与佛老相融合,成了三教归一。从总趋势看,是三家融合;从其内部看,却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道德的矛盾,消极与积极的矛盾。心     

庄子的“身体”内涵探究

庄子非常重视"身"的观念,在《庄子》中"身"共出现了115次。庄子之"身"既有形躯之义,更是形与心的交感相合。庄子以身体道,其身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表征,且是介入世界的实践主体,其价值态度、理想境界等都在身体上开显出意义。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发乎善恶受之福祸——《三世因果经》研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汉代正式传入中国,自此深深的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认知观等.而基于业力论和因果报应的佛教的思想体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春秋战国百家哲学的不足.<三世因果经>产生于民国时期,是一部民间经书,主要提倡因果报应、鼓励行善积福.文章在大量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对比前人研究情况,主要综述了其产生背景、版本情况、语言特点研究价值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体现的.     

人生智慧、苦难与忏悔——评武高寿先生《境界与智慧》

痛苦是人类求索真理时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苦难因而承载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智慧是对于苦难的洞见彻悟,是对于人世种种苦痛格外关切,智者有高贵的痛苦。佛教是摆脱痛苦的独特而伟大的不二法门,以苦为师,通过每个人自己的修炼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和对苦的解脱。真正的宗教精神自觉到单靠自己去除苦罪的能力毕竟有限,从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以接受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践履,忏悔是精神超越的条件。"忏悔"来自佛教和基督教,中国文化阙如。武高寿先生在《境界与智慧》一书中,把佛教和基督教联系起来考察,把佛教放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考辨,从提升境界、促进社会和谐、发扬社会批评、推动宗教与文明对话、厉行法制、倡导社会排忧解难等角度,从超越角度介入社会批判,开拓了研究新领域,首倡作为人学的"文化佛学",关注民生,立足现实,追求超越,是一种关注现实社会人生、世界和平的智慧思想。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帛书《黄帝四经》思想学派特征

帛书《黄帝四经》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四篇佚书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基本上属于黄老学派的观点,而四篇佚书所具有的思想特点如采各家之长、人主依"道"为治的主旨、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有与黄老相同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且这种特点对后期各种思想或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三破论》撰者诸说检讨——兼论刘勰《灭惑论》在当时的影响

《三破论》是南朝佚名道教徒抨击佛教的一篇文章。后世对其作者有三种说法：顾欢撰写说、张融撰写说和范缜撰写说。实际上,《三破论》与顾欢等人的佛教思想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三破论》的内容多为宗教攻击,缺少理性分析与论证,这种论辩态度与南朝玄风相悖。以《三破论》为核心的论辩,在南朝并无太大影响。当代学者的研究,常常抬高以《三破论》为中心的佛道论衡在南朝学术争鸣的地位,高估了刘勰《灭惑论》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