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修辞研究——喜读《中国修辞学通史》

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在世纪之交出版了。这是修辞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通史》作者以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深入细致地探索中国修辞学的源和流,令人信服:中国修辞研究源远流长。作者钟情于中国修辞学的鲜明特色,“对其形成发展进行多角度地、系统地、动态地考察和研究”,描述其历史进程,探讨其发展规律,旨在弘扬中国修辞学的特色。多角度、系统性、动态性正是这部煌煌巨著的特色。一、多角度《通史》对中国修辞学历史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研究,…     

为修辞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里程——评《中国修辞学通史》

数年前,听说郑子瑜先生和宗廷虎先生主编、陈光磊副主编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修辞学通史,我是十分高兴的。现在,看到《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出版,怎不令人万分喜悦呢!一摆在我案头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5卷本,洋洋211万言,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修辞学史著作。如果说1984年出版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为我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建立了第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这部1998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通史》就在我国修辞学史学科上树起了第二座里程碑。回顾十多年来我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历程,是…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被公认为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8年底吉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这部书由著名修辞学史家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它标志着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水平。本文着重探讨了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重大影响,包括对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影响。作者还回顾了《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缘起、写作原则及研究修辞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学术意义。     

撰写《中国修辞学通史》的缘起与经过

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一批修辞学研究者 ,牢记老校长、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者陈望道先生的遗愿 ,历经八年艰苦拼搏写成的集体科研成果——《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 ,已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 1 998年底全部推出。该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书目 ,由香港中文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郑子瑜先生与我校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联合主编、陈光磊教授任副主编。这套书问世后 ,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被誉为“开辟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里程”。本刊特约请正、副主编和几位专家发表意见 ,以示庆贺     

中国现代修辞学百年发展纵横谈

宗廷虎先生《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指出:“1905年问世的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与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修辞学著作。”①根据宗先生的这一观点,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至今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现代修辞学经历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修辞学界许多有识之士都对中国修辞学向何处去提出了疑问,“滑坡”说、“低谷”说、“亟待振兴”说、“落后”说等应运而生。在中国现代修辞学走过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评价它?这里,我们组发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位曾经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重镇———复旦大学学习和研究过修辞学的语言学博士的笔谈,他们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国外修辞学研究散点透视--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

广义修辞学把狭义修辞学注重研究的修辞技巧延伸到了文本层面和认知层面 ,而狭义修辞学在理论上为广义修辞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在实践上印证了广义修辞学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 ,当狭义修辞学拒绝修辞研究认知问题时 ,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广义修辞学强调的“语言建构我们的现实”的陷阱     

华东修辞学会纪念《发凡》发表60周年

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江苏省修辞学会1992年学术年会日前在扬州举行。海内外修辞学专家、学者70多人出席了会议,并提交论文50余篇。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纪念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发表60周年,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现代修辞学研究,以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与会代表们认为:《修辞学发凡》系统地奠定了汉语修辞理论,明确了研究对象,提供了研究方法,而且承前启后,兼顾古今。它开创了我国修辞学的新纪元,为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32年《发凡》问世后,汉语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跨入     

吴礼权博士与中国新生代的修辞学研究

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间走过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修辞学可以泾渭分明地剖划为传统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两个大的阶段。传统修辞学阶段,从先秦时代到清末,前后绵历达两千余年,因此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现代修辞学阶段,根据宗廷虎先生的见解,自1905年始,也就是从本世纪初由陈望道、唐等一批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在学习和借鉴日本和欧美现代修辞学理论方法模式的基础上创立起来开始,发展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进程中,有新旧修辞学思想的交锋,也有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     

贯通古今,蔚为大观——读《中国修辞学通史》

对于修辞问题,中国历代学者都很重视,而且还有不少关于修辞问题的精辟论述。如果从孔子的修辞论算起,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完全可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的西方修辞学相比肩。因此,系统地研究并总结中国两千多年修辞学发展的成就得失而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具有学术价值,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学术事业。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教授和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都是海内外著名的修辞学史家,前此各有多部著作问世,在学术界享誉甚高。这一套由郑、宗二位主编、陈光磊教授任副主编的五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     

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我们的历史使命

当二十一世纪已在频频向我们招手之际，回顾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欣慰，也有咱叹，历史的使命感更加紧迫。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在过去的历史岁月中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我们可以也应该为中国传统修辞学所走过的那段辉煌的历史感到自豪和骄傲。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先生所著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国内学者如易蒲（宗廷虎）、李金警先生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笔者所著的《中国修辞哲学史》等史著中都可以清楚地见出。然而，当历史的篇章写到十九世纪这一页时，中国的修辞学较之西方…     

广义同义修辞学论纲

修辞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如何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恰当地选择和运用同义的语言形式。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因此，以广义的同义手段的选择为纲，建立一个兼顾古今的广义同义修辞学体系，是应该而且可能的。同义修辞学体系的主体框架可由四大块构成：（一）各种各样的意义；（二）“义”“形”关系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三）多种多样的同义手段；（四）同义手段的选择。     

《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

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为标志,中国修辞学研究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文论附庸状态,建立起独立的现代修辞学学科,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从＂文论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型。《修辞学发凡》因为其语言本位观、科学方法论和完整而新颖的理论体系得到学界广泛认同,担当了完成中国修辞学研究重要转型的历史使命,引领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革新:修辞学完成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0.1 陈望道先生所著的,标志着“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诞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甲子了。回顾60年来修辞学研究走过的道路,我们确确实实为陈望道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所叹服。他的许多修辞观点,如“修辞的两大分野”、“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等,至今仍让众多的研究者反复咀嚼、磨研不已。可以这么说,《修辞学发凡》不愧为“现代     

语言的功能与修辞学研究——逻辑修辞学初探

修辞学界,不少同志现在认为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实际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修辞学应该现代化。如何使我国修辞学研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功能,从而弄清什么是修辞过程,什么是修辞现象,才能科学地确定修辞学研究对象,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功用。语言的功能有哪些呢?与修辞学研究的关系怎样呢? 一、语言有统一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它是人类交际和思维最主要的工具;而修辞学要研究“语言·思维”这统一体运动中的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从语言的起源上,宏观地论述了语言交际功能与思维功能的统一。我国著名语     

语言的功能与修辞学研究——逻辑修辞学初探

修辞学界,不少同志现在认为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实际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修辞学应该现代化。如何使我国修辞学研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功能,从而弄清什么是修辞过程,什么是修辞现象,才能科学地确定修辞学研究对象,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功用。     

新时期修辞学研究述评

同其他学科一样,修辞学研究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复兴的。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修辞学研究发展迅速,已成为语言学内部的一门令人注目的学科。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会以及各大区修辞学会的相继成立,一系列修辞学术活动的蓬勃展开,有关修辞的众多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一份修辞研究杂志《修辞学习》的创刊发行以及大批修辞学论     

古代修辞学的研究——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

一、古代修辞学与《中国修辞学史稿》 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之有“修辞学”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刘大白在《修辞学发凡》的初版序文中说: “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 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     

论《修辞学通诠》对“辞”的探讨

《修辞学通诠》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初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修辞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书中对修辞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对“辞”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的较为精辟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修辞学提供了比较广阔和全面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现有的关于《通诠》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对《通诠》中的“辞”及其对“辞”分析进行研究,以期获取更多的对修辞学的认识。     

中国修辞学的困境与任务

一近几年来,人们先是朦朦胧胧地、后来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修辞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已陷入困境之中。首先,整个学科的发展势头已经减缓甚至停滞。70年代末至80丰代初,中国修辞学出现了一个为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等语言学的其他各门学科刮目相看的学科整体大跃动。研究领域涉及理论、实践的各个层面,研究路子前所未有。单就研究成果来说,修辞学论文集已出七八本,修辞学专著已达几十种,修辞学论文更是无计其数。     

论修辞学的历史走向

本文指出,中国修辞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80年代汉语修辞学又经历了大发展、大繁荣。为求汉语修辞学更上新台阶,推进修辞学科学化、现代化,有必要总结和把握修辞学发展总的历史趋向。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一、从原子主义到系统论;二、从微观到宏观到微观宏观的结合;三、从静态到动态到动静结合;四、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从模糊到精确再到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