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 ,在苏北前线指挥作战的黄克诚向中央建议派重兵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据此提出“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的方针。此间 ,中共中央决定派彭真、陈云等同志去东北创建东北根据地。黄克诚于 194 5年秋奉命率部开赴东北。国民党为抢占胜利果实 ,令杜聿明指挥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大举北上。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克服重重困难 ,认真贯彻“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的方针 ,建设巩固根据地 ,为解放东北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廖磊、李品仙在安徽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初开始,敌我双方在武汉外围作战历时将近五个月,终于以同年10月26日被日寇占领武汉而告结束。此时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军撤至湘北及鄂西一带;在长江北岸的部队,撤至湖北荆门、襄阳、樊城、随县、枣阳一带,桂系部队,被分割为两块,一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设司令长官部于樊城(其中桂军只有一个军,即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衰败原因探析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于敌后设立游击战区,派出百万大军进入敌后,冀其开辟敌后战场,以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进入敌后的国民党军曾给日军以杀伤,但这些国民党军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到处挑衅,制造摩擦.由于进入敌后的国民党军反共反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官兵缺乏民族精神,惧敌心理严重,士无斗志,战斗力难以发挥;战术呆板,对游击战不得要领,依赖工事长期固守一地,且战备松懈,玩忽职守;自我生存能力差等,使其难以在敌后坚持,在日军进攻面前,伤亡降散,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走向衰败.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的困境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由于中共领导的军队家底薄、国民党中断了对中共的供应、战争消耗大而缴获困难、自给能力差等方面的原因,中共军队长期面临人枪比例失衡,弹药不充足,轻重武器极度缺乏的困境。这种困境对中共军队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在战斗中,常因武器装备窳陋不足而束缚战力的充分发挥;战术上,只能以袭击作战为主;战略上,游击战难以"向运动战发展"。     

论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作战的战略指导

三大战役的较量使国共内战的结局已趋明朗,中共大大加快了筹备建国的步伐。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渡江战役,转入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大战场的作战对象、战场环境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作战方针,探索渡江、渡海等新的作战样式及其特点和规律,为各大野战军的战略追击作战提供了正确灵活的战略指导。与此同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剿匪方针和政策,指导各地迅速清除国民党军溃散后遗留下的严重匪患。战略追击和剿匪斗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基本统一,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敌后并存,二者间的相处既与国共整体关系息息相关,又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合作贯穿始终,摩擦时轻时重。初期总体关系融洽,合作区域遍及山东全境;1939至1941年摩擦频发冲突升级;皖南事变后中共与东北军统战关系出现波折;1942年后摩擦相对缓和。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相应发生变化,由初期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及摩擦时的委曲求全转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适度自卫反击,经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大局;山东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始终分而待之,充分利用其间矛盾,争取到发展空间。1943年夏于学忠出鲁、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国共力量对比显著逆转。中共在山东军政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蓬勃发展与国民党势力由盛而衰的退变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共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抗战模式使然。     

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工作的成功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民党军进行有效策反,其成功经验在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是中共策反的实践基础,把握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变化是策反工作的前提条件,协调细节、掌控全局是策反成功的有效保证,起义发生的偶然性是策反实践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策反实践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发挥统帅和民众的双重作用是策反实践的关键动力.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     

苗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述略

70多年前,苗族主动参加抗日战争并牺牲7万人以上的将士.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和调查.苗族参与抗战的情况可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整体梳理和描述:苗族将士为主的国民革命军部队——82师、85师、暂编5师、暂编6师等对日作战;苗族人(如万式炯、吴绍周等)为主要领导人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同日军作战;苗兵较多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如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在国民政府、军队任职的苗人在苗区组织开展支持抗战活动;苗族民间组织、参加和支持抗日活动.激发和坚定苗族抗日决心的主要因素是:苗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届时的抗战形势,促使苗族作出以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前提的抉择;苗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引导作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解决苗区历史遗留问题,取信苗人的作用;届时的军政要人对苗族将士的信任和重用,激发苗族将士和广大民众一心为国的巨大热情和勇气;苗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传统动员机制的作用.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台湾为什么没有解放:基于战略决策角度的分析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呈现出"在东者靠东、在西者靠西"的态势。国民党内已有少数人意识到由于当时解放军在大陆的攻势不可阻挡,若台湾一旦被占领,国民政府则毫无远景可言。但是,当时毛泽东以及国共高层还多以为,对战争的最终胜负更具关键性的战略意义是西南地区而非台湾。在此战略认识之下,也在二野积极愿望的推动下,毛泽东基于军事与政治的多方面考虑,同意二野与三野分兵,提前向西南进军。在中共领导人当时看来,攻占台湾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不具有紧迫的全局性意义。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试论西路军的民族统战政策

1936年10月到1937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甘肃河西走廊,是一个汉、回、裕固(当时称黄蕃)、蒙古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而西路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又多以回族为主体。因此,探讨西路军有关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与其成败得失之间的关系,是西路军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     

朱总司令在太行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几十万军队从北平疯狂南犯,扬言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触即溃,蜂涌南逃。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在三年的战斗岁月里,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从军队政治工作看北伐时期国共关系的决裂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成为中共党人加强在军队活动的依据。在托洛茨基等极左派的抨击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也日益左倾。在国民党牢固控制军事指挥权的背景下,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不仅未给中共带来福音,反而遭致官兵的怨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向共产党举起屠刀。鲜血反而洗清了共产党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泽东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的建军,突出政治工作,突出党的领导、军队的阶级性质和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     

苏联红军在对日作战中的失误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加速了关东军的覆灭。苏联红军的这一历史功绩早已成为世人所公认。但是,人们在对其研究之时,往往忽视了作战过程中的某些失误。本文对此做一点探讨。一、协同动作中的差错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定,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的。同年4月27日,苏联第3方面军司令员亚·米·华西列斯基从白俄罗斯调往莫斯科,着手制订对日作战计划。从制订对日作战计划之时起,苏军最高统帅部就注意到参战部队的协同动作问题。经过反复论证,苏军统帅部确定对日作战的目标是,迅速全歼关东军,解放满洲和北朝鲜,使日本失去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使它不能继续在大陆作战,迫使它接受盟国     

中共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屐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关系。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东调改编（实为缩编）于先,抗占中削弱消灭于后。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把仅存的一些东北军部队全部投入内战战场。但是,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战场上,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帮助东北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使东北军实践了张学良将军的夙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