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比类”与色彩词

“取象比类”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色彩词的起源和发展两个角度探讨,可见其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透过“取象比类”这一窗口,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     

论“象思维”的机理

有关“象”与“象思维”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突破。然而,“象思维”的界说目前还不够完善。应该指出,“象思维”的思维器官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心”。“心” 通过直观体验将“象”分为不同层次结构,通过取象比类揭示“象”与“象的关系,从而使“象思维”成为对“象”的关系网络的整体把握。这样才能同概念思维作更深入的比较,充分发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有作用。     

“取象”的比喻《易经》“取象思维”与比喻修辞略论

文章旨在运用《易经》中的取象思维方式对比喻修辞进行剖析,将比喻按修辞效果分为效果具体明确的比喻和效果抽象含蓄的比喻两类,分析说明取象思维是比喻的内在机制,从而证明比喻的思维支点即是取象思维。并且同中求异,进一步分析二者在所属范畴、所选物象、运用方式和表达情感等方面的细微差异。     

中医药中的巫术遗存及其影响

巫术与古代医学同源，巫医分离之后，一直还对古代中医药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医理、治法和方药方面。古代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就是象思维，这是典型的巫术思维，是通过获取事物的“象”,然后把这种“象”进行“比类”——类比、推理，得出一定结论的思维方法。中医药在治法和方药方面是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古代中医的理法方药无不受到古代巫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受到了象思维为主的巫术思维的影响。     

略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象征

一般说来,象征是通过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思想、观念和感情。近年来,读者们都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象征这一常为诗歌和散文所用的表现手法,越来越频繁地在当今小说中出现了。象征与比喻不同。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亦即以“象”比“象”;象征则以“象”显“义”,或以“象”寓“义”。两者虽然都以“象”为媒介,但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比喻是将     

道教符号学与中医象数观——以道教"符箓"、"奇门遁甲",中医"藏象"、"五行"为例

象数思维是道教与中医共有的思维方式,这典型体现于道教"符箓"、"奇门遁甲"等道教符号学;中医"藏象"、"五行"等中医象数观.不同在于:道教符号学更抽象,有些取象而不比类(或者说对"类"的界定以及"比类"的方法不一样),更重视"数"的推理和应用;中医象数观相对具体,取象比类,更重视"象"的抽取与应用.道教对"数"的重视和应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逻辑学发展的深度.从道教关于"数"的符号学理论着手研究道教逻辑学,可能是值得深入的课题.     

中医取象比类的逻辑基础与科学内涵

取象比类思维是中医学理论的主要思维方式.取象,即从客观事物的形象（物象）到客观事物的象（意象）的抽象、概括的过程.这一过程属于人脑潜意识中进行的潜基本推理,我们称之为元类推.比类,所比之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整体分类所分出的类,而不是我们现代科学对客观世界分割、静止后的种属分类.其遵循的逻辑,则是阴阳学说、五行生克的动态性联系规律,我们称之为象（阴阳）逻辑.     

“望文生义” 与中国人的语言认知

“望文生义” 是中国人学习汉语的基本途径,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认知本能,但它却不宜移用到英语学习中。作为一种表义符号,汉字是中国文化 “比类取象” 思维的产物,具有表现力强,意象丰富,适于意合的特点。 “望文生义” 与汉字汉语之间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且天经地义的内在联系。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意象篇

《周易》云“立象以尽意”“易者象也 ,象者像也。”故易象乃“意象” ,是以“象”象征“意”。凡总体构思采取“比” ,以诗的整体“象”象征、比喻“意”的诗 ,均可称“比体诗” ,其诗的整体形象亦即“意象” ,艺术臻于至境者称至境意象     

试谈比喻手法——学习鲁迅杂文的修辞之二

以具有形象性想象为特征的比喻,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手法。 早在梁代,刘勰就接触到比喻的特征问题,从而为比喻设想了其成立的条件。他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文心雕龙·比兴》)从“比”方面来看,此物和彼物之不同,尽管象胡、越那样相距遥远,但一经诗人根据其类似点把它们结合起来,就象肝与胆那样地接近了。显然,要发现截然不同事物的相“合”之处,必须依靠形象性的想象,依靠艺术的构思。而这便产生了比喻。     

从"水"的隐喻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从"水"的隐喻的角度人手,通过"水"的隐喻的相关语料,按照其文化内涵从地理因素、世界观、人际关系和时间观四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对比性研究,可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水"含颇多文化成分;"水"的隐喻可以映射出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人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是隐喻性的;隐喻帮助人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传统文化哲学.     

富有民族特色与学术个性的巨著－评刘守华著《中国民间故事史》

刘守华著《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一本颇具开拓性的中国民间故事学史的权威专著 ,体大思精 ,气魄宏伟 ,独创处多 ,书中以锐利的眼光与非凡的洞察力把极其丰富的民间故事史的知识 ,与大量的可贵心德见解详尽地展示出来 ,充分表露出一种高度热爱中国民间故事的民族自豪感与积极弘扬中华民间文化的高尚情操。它的出版 ,对于推动当前富有学术个性与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 ,不愧是个十分重大的贡献。     

英汉童话中“喜悦”情感隐喻的认知对比分析

“喜悦”作为一种抽象情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立在人体感知基础上的隐喻来表达的;英汉童话中丰富的“喜悦”情感隐喻不仅为儿童理解“喜悦”情感提供了桥梁,更对其隐喻认知能力的发展抛砖引玉。本文以英汉童话中的“喜悦”情感隐喻为研究对象,从人类的认知方式概念隐喻角度入手,对英汉童话中的“喜悦”情感隐喻的异同点及原因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喜悦”情感隐喻在童话中的应用。     

诗歌翻译中对艺术形式的再现与译文风格的一致性——评《西风颂》的中译本对呼告修辞格、韵律的处理手法

《西风颂》是英国诗人雪莱最重要的抒情诗之一,其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均堪称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本文旨在分析《西风颂》的三个中译本中对呼告修辞格、韵律的翻译再现,探讨译文与原文的切合度、呼告修辞格,以及韵律等诗歌艺术表现手段的再现与译文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谈淮海戏《明月芦花》景物造型的艺术手法

舞台美术是中国戏曲综合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连云港市淮海剧团演出的现代戏《明月芦花》中的景物造型设计,不仅为演员表演提供了丰富的动作支点,还较好地将戏曲舞台上的音乐、舞蹈等诸多因素溶为一体,从而塑造了众多不同的艺术形象,较好地揭示了剧本的深刻主题。     

“大国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的理念,蕴含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一直在多元一体中运行。其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应纳入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以完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论《周易·易传》中的"宽厚"精神

“宽厚”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周易·易传》中的“宽厚”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宽厚精神的总结 ,具有丰富的内涵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琵琶行》的许渊冲英译本中隐喻的翻译方法及美学效果

《琵琶行》是我国古诗歌中的经典,诗中大量使用的隐喻使其具有审美价值。《琵琶行》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使得其译本颇多,然而对其译本的研究却不多见,针对译本翻译中的隐喻和美学效果进行的研究则更为罕见。本文通过分析《琵琶行》中隐喻的具体实例,试从隐喻的四种翻译方法及其产生的美学效果方面探讨许渊冲的英译本对诗歌翻译中隐喻的处理手法,指出隐喻的翻译是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认知转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的效果。     

英汉空间隐喻相似性之认知对比分析——以英语up/down和汉语的上/下为例有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活动,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空间隐喻是认知隐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很多抽象概念构建的基础。汉语中表示空间的＂上＂和＂下＂与英语中相对应的＂up＂和＂down＂的隐喻拓展意义对比分析揭示了英汉两种语言空间隐喻在认知模式上的相似性。     

英汉“脸、面”的多义网络对比研究及认知理据

人类的认知与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感知和体验.基于英汉语料的研究分析发现,英汉语中"脸、面"词义演变的多义网络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英汉"脸、面"词义的延伸都是围绕其中心意义(即典型),通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进行的;在两者的词义延伸过程中,转喻不仅是和隐喻同样重要的认知机制,而且是更基本的认知方式;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同,导致英汉语中"脸、面"的词义范畴出现文化个性;语言自身的特点也对"脸、面"词义的概念化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