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韩非子“以法御臣”的治吏思想建立在“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它具体包括 :以法治吏、选贤任能、明乎职责、赏罚分明、手段神妙等几个方面。其治吏思想在制度规范官吏行为、树立官吏的威信、重视领导艺术、发挥官吏能动作用等方面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西汉少吏的时代转型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汉书》可考之史实为中心

汉代"少吏"指官僚群体中位居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受汉代用人之制、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变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汉时期的少吏有一个从"文法之吏""儒化之吏"到"吏化之儒"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这一方面反映出对秦时以法吏为主之弊的渐进式调整,另一方面又可弥补不谙吏事、不达时宜的儒吏之弊,从而使汉代官吏形成儒法兼通的历史格局。此外,汉代社会还给予少吏晋身的通路与保障,使得众多少吏得以渐达官僚结构上层;而这类官吏的参政不仅可保证施政的正确性、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而且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并有效治政。     

略谈秦的“以法治吏”

本文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从法律的角度考察秦基层官吏的选任、岗位责任、考核和赏罚情况，旨在说明“以法治吏”对秦历史发展的影响及“法”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政治道德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阎锡山治吏思想初探

在当代政治发展过程中 ,人们不仅注意到了制度的重要性 ,而且也在关注道德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一代军阀阎锡山就非常重视道德尤其是官吏道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他教育官吏们要有责任心、用“心”办事以及有良好的人品。从阎锡山的这些治吏思想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今天吏制有借鉴意义的内容。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孙中山法治思想谈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法律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其中关于法治方面的思想、主张,作点探讨. 一、以法治国,维护民权,保障民生法治,质言之,即以法治国.从历史上考察,“以法治国”并非近代政治思想家、法学家首创.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就已主张“垂法而治”和“以法治国”     

评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

朱元璋的重典治交思想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明初而且对明朝中后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从重典治吏重点、经验与教训等方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一、重典治吏的重点重点在于惩治官吏赃罪和好党罪。历代封建王朝不同程度上都很重视禁贪养廉，特别是当一个新的王朝刚刚从动乱中建立起来，尚未站稳或刚站稳脚根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统治阶段内部的“官吏赃罪”行为同广大人民的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一样，都严重地威胁着封建上层建筑的核心——皇权，也不断动摇着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封建国家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私有制。朱元…     

浅析唐王朝治吏的制度设计

唐王朝在治吏的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的治吏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日常工作制度,明晰官吏的职责;二是完善监察制度,加强对官吏权力的制约;三是健全法律制度,严惩官吏的腐败行为.这些做法对于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谈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吏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是“王法”，体现的是皇帝的权威，民众是经过官吏的中介得以知晓“王法”的，因此，社会权威的确立，都是“以吏为师”的，一切政令教化都从官吏那里开始布达于社会民众，不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都是由官吏来执行的，而官吏们能不能首先据德守法，就成了“王法”能否贯彻执行的关键，所以说，依法治吏是执法治民的起点。中国历史上出于这个思想，把官吏比之为“民之父母”，作为地方长官应以“民之所好好为，民之所恶恶之”。同时，代表王权的法律对于不能辅佐王权…     

“治吏不治民”浅论

“治吏不治民”是先秦政治思想家韩非明确提出的一个法治原则,是法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其中一个重大变革,就是封建官僚制度取代了奴隶制的世卿制度。一大批出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凭借封建君主对其才干的赏识,平步青云,位侪庙堂。这样,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由国君诠选任免并对国君直接负责,以才干换取爵禄的封建官吏。他们     

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研究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方略,为封建君主服务。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     

论韩非的法律思想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深深根植于战国后期社会秩序失范与其母国韩国政治动荡的时空条件,具有浓重的"奉法图强"的工具色彩。他基于线性历史观和人性论,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施行依托君主威权、以法度为基本依据、以灵活的策略作为调节手段的治国谋略。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法家学派术治、势治和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又扬弃了儒、道、墨各家中礼法合一、君道同体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只有把握"继承—拓新"和"通融—互动"这两条线索,才能完整理解韩非复杂的思想体系。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杜耀富近代以来，在如何治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壁垒分明的理论：人治和法治。“人治”，是指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以人治国的主张其实是专制，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法外施恩，等等，法屈从于君主的意志，沦为统治者的奴婢。与...     

试论韩非的人才法治观

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理论家韩非,反对人才贤治,主张人才法治,在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史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体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特色。韩非的“贤才”意识韩非“尚贤”与否,学术界众说不一。我认为韩非是“尚贤”的,但其所尚之“贤”的内涵,实质与诸家不同。韩非认为:“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以下只注篇名)“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有度》))由此可知,韩非心目中认可的“贤才”,一是要知法,二是要守法,三是要有一定的法治才能,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君守法便是德,明法能法便是才。说到底,“贤才”就是韩非常常称道的“循令从事之臣”、“执法教民之吏”和“智术能法之士”。显然,韩非的贤才观已打上法家思想的烙印,凡不符合这一规范的“贤才”,即使是先贤大圣,亦不以     

论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有着丰富的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秉承和谐社会的道德理念,承认人性之私并主张有效制之,同时秉承"以法为德""以吏为师"的原则,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规范,对当今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及法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

从人性"自为"、"自利"的认识出发,韩非子为君主尽心谋划权力制约之道。在权力制约的对象上,他提出以近臣、重臣、朋党为权力防范的重点。在权力制约的方法、手段上,他主张法、术结合,要求君主在以法治吏、以法制权的同时,掌握"术"道,以"术"察奸止奸。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论沈约的史学思想

沈约以发展变易思想审视历史，把历史看成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看到后代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认识到历史上许多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又以天人感应思想思考历史，将君主受命视为天意，以阴阳灾异解释历史现象。沈约还以民本思想为依据考察历史演变，看到了民心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主张治理天下要行善政，肯定那些因民、顺民官吏的业绩。他对人物的评价受到玄学思想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据。     

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思想研究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地位。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主张设置宰相,建立学校,恢复方镇,以外在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