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受战况、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和战态度的左右,从而出现了几次重大转变。但日本不论是采取和谈的方式还是扶持傀儡政权,或后来在一些和谈条件上的让步,其全面灭亡中国的意图始终未变。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终未投降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民政府择迁重庆历史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１９３６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近代日本"满蒙危机" 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

昭和初年的日本,弥漫在担心失去中国东北殖民权益的所谓"满蒙危机"中.日本陆军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存在两种构想,一种是后来被关东军实施的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即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另一种是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实行国家改造.为推行后一构想,樱会和民间右翼势力结合,曾阴谋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一次政变,目的是拥立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相,史称"三月事件".此次政变虽然在发动前被宇垣叫停而流产,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两种构想合流,合力推进了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     

刘邓潘起义的“蝴蝶效应”与蒋介石川西会战之梦的幻灭

1949年是国共两党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年,年末的川西战役为最后一次大决战。四川西部地区聚集了国民政府近百万的军队,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指挥,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在此决一胜负。但是川西会战以国民党的惨败而告终,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近百万的国民政府军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土崩瓦解,或起义、或投降、或被俘,仅少数人逃往西昌方向,次年3月前被全部消灭。蒋介石的川西大会战计划之所以幻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发动的彭县起义对战局的影响。彭县起义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蒋介石迅速撤离大陆,飞往台湾,导致麇集川西的国民政府军队群龙无首,指挥失措;刘、邓、潘的起义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拦截南逃的国民政府军队,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从而产生了"蝴蝶效应",致使蒋介石的川西战役防线彻底瓦解。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浅谈蒋介石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原因

<正>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同日妥协的念头,暗地里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诸如陶德曼调停,高宗武穿针引线,日本民间人士来华和谈,曾广扮宋子良去香港谈判等。同时,日本政府也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迫使蒋介石就范。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象汪精卫集团那样公开投敌,其原因何在?史学界对此论及较少,本文拟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927年蒋介石与宋霭龄“九江密谈”探微——兼论《陈洁如回忆录》的史学价值

1927年2月份以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内空前的反蒋浪潮,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扣留军费,不发往时在南昌的总司令部,使蒋介石倍感军费吃紧。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蒋介石祭出奇招,邀请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和姐姐宋霭龄来九江庐山游玩。宋霭龄与蒋介石在九江秘密商谈,达成了蒋宋合作的初步意见。“九江密谈”成功地使蒋介石收到了宋子文...     

蒋介石与刘湘关系述论

作为国民政府之权力中枢,蒋介石在其处理与刘湘的关系中,并不乏国家意识与全局观念。以往解释所强调的"整人"、削弱异己,似不明显。然而,在整合川省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未取得刘湘之信任。究其原因,从蒋介石层面分析,实与其统治方式的诸多局限有关。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1 932— 1 945年 ,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在 1 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 ,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 ,其态度之热烈 ,言辞之浮丽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 1 942年苏援停止 ,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 ,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 ,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 ,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抗战前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解体的必然性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西北局势，显示了张、杨、共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引起了蒋介石的痛恨，也就注定了它的解体命运。蒋介石认为，三位一体的继续存在，将严重打乱了国民政府在西北的统治体系，因此，瓦解分化三位一体就成了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大局和逐渐形成的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也使三位一体的解体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战后期美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基于美国的战后世界战略目标,曾多次以不同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迫其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敦促英国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并要求蒋介石政府收回香港后宣布其为世界自由港。但日本宣布投降后,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却一改美国支持中国收复香港的既定政策,转而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中国乘胜收复香港的计划功败垂成。其客现原因在于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主现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欲保持与英国的合作,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重新抉择。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预示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的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胜利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统一中国时,新任首相田中义一确立了武力干涉的政策;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士兵的仇日情绪为日本军队的攻击提供了口实,而日本企图借口济南事件扩大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此举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西昌之行及其对西南政局的影响

一、西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及其发展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一方面继续进行清党反共;另一方面藉口实现孙中山“建国大纲”,提出要“统一军政”。他向地方实力派开刀,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反对,从而导致新军阀混战。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杨森、龙云等人,乘机扩张个人实力。蒋介石在击溃地方实力派后,实现了暂时的、形式     

冯玉祥和蒋介石关系演变原因探讨

民国地方实力派冯玉祥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合作的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分分合合,冯玉祥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与之决裂。冯蒋关系的演变,既是冯玉祥政治态度的转变使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试论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的四·一八反革命政变

“政变”的构成是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突然更迭或原政权性质的突变相关联的。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和武装镇压与四·一八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和背叛革命，是四·一八建立国民政府的准备；四·一八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是四·一二上海军事行动的必然结果。四·一八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标志。通过政变，蒋介石建立了依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也表明蒋介石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全背叛了革命，走向反动，并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日外交研究

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实力未足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主要采取分而击之的原则。而国民政府联络的首要对缘便是日本。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国民政府表示了友好之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与日本积极接触,协调中日关系,通过一系列交涉谈判,在满蒙等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对英行动的成功实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关于裁减公务员开发西北问题的讨论

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发布手令,提议裁减中央冗员三分之一,移往西北垦殖或开发实业,其主要动机是为即将控制新疆作铺垫。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对此大多抱不支持的态度,致使该政策最终大打折扣。由此史实可以揭示出国民政府时期制约西北开发的恒久因素。     

鲍罗廷和蒋介石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苏联政府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顾问.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一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升迁与政治态度的变化,鲍罗廷也由扶蒋到疑蒋,又由疑蒋到反蒋。